委内瑞拉政府反腐败的经验与绩效评估

委内瑞拉的腐败问题在拉美地区具有一定典型性。查韦斯执政后加大反腐败力度,出台了系统的反腐败措施,注重减少体制性腐败,重视反腐败机制的构建,完善反腐败法律体系,注意借鉴其他国家的反腐败经验,主动参与美洲国家组织及联合国等机构所开展的反腐败国际合作。委内瑞拉虽然已逐渐形成反腐败的社会氛围,政府主导的反腐败斗争也取得一定成效,但腐败产生的主要根源并未根除,监督机制依然脆弱,腐败仍未从根本上得到遏制,新的腐败现象仍在滋生,腐败文化根深蒂固,反腐任务依然异常艰巨。     

惩治腐败犯罪国际合作中的新问题与新思路

没有国际合作很难有效地打击国际犯罪, 惩治腐败犯罪也是如此。在全球化的趋势 下, 由于传统国家主权原则的限制, 腐败犯罪分子往往利用他们的特权, 在事发后逃往其他国家, 从 而使惩治腐败犯罪必须依靠相关国家的有效合作。我国虽然通过加入国际公约和国内立法为在国 际上合作打击腐败犯罪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 但这些法律和措施都还很不完善, 使得在惩治腐败 方面进行国际合作面临种种困难, 这就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探索新的方法和途径。     

俄罗斯反腐败战略评析

由于体制的原因,俄罗斯的腐败问题根深蒂固,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令俄罗斯民众深恶痛绝。国际权威反腐机构透明国际称,俄罗斯每年腐败涉案金额超过3000亿美元,腐败程度在180个国家中排名第146位,与津巴布韦、委内瑞拉并列。俄罗斯总统普京认为"腐败是国家发展的最大威胁,甚至比经济危机还可怕"。总理梅德韦杰夫痛斥"腐败官员掌控着俄罗斯",在俄"拥有真正权     

国际因素与尼日利亚的反腐败实践

作为非洲的政治和经济大国,尼日利亚的腐败问题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腐败不仅阻碍尼日利亚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对尼日利亚国家和社会的声誉造成损害。预防和惩治腐败是尼日利亚参与的国际公约、国际组织的要求,是债权国减免尼日利亚债务的前提条件,也是透明国际等非政府组织关注的焦点。以奥巴桑乔总统为首的民选政府上台后,通过完善反腐败立法、健全反腐败机关、追讨海外“黑金”和追究腐败者的法律责任等措施,与腐败势力展开了较量。尼日利亚的反腐败行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     

韩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腐败问题

腐败的蔓延和加剧已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作为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韩国从20世纪60年代起迅速完成了以经济起飞为核心的现代化过程,但腐败之风却随着现代化的推进而愈演愈烈。尽管腐败现象的加剧与现代化进程有着直接关联,但它对于韩国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的消极影响不容忽视,腐败问题已成为韩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障碍。经济发展与腐败蔓延的齐头并进是韩国现代化的一个突出特点,但这并不意味着腐败是现代化的润滑剂,恰恰相反,正是历届政府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才保证了韩国现代化的成功。现代化进程中韩国在反腐败方面所留下的经验教训,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研究反腐败问题的一部力作——读《反腐败政策》一书

《反腐败政策》①一书,由俄罗斯著名学者T.A.萨塔罗夫主编,我院学者郭家申译。全书共七章,三十二万余字。作者围绕腐败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从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的多维角度进行实证剖析和理论总结,用量化的方法提出了腐败的国际指数,从政治经济学制度设计的角度并运用微观经济学模型剖析了腐败的成因和治理依据。     

反腐败东南亚风起云涌——新加坡：治住腐败 赢得清名

较早前,总部位于柏林的"国际透明度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对90个国家在1998～2000年度的腐败情况进行调查和排序.新加坡以其廉洁度排名世界第7位的骄人成绩,成为惟一排在世界前10名之内的亚洲国家.     

加强国际合作打击跨国腐败

一 腐败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一大公害。几乎所有国家都程度不等地存在腐败问题,其中不少国家腐败十分严重,发展成为影响政治和社会稳定,妨害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破坏性因素之一。在全球化潮流发展和国际交往扩大的形势下,不少国家的腐败分子乘机出国,以在国外“避难”,或在国外从事洗黑钱等肮脏勾当。因此,腐败与反腐的斗争日趋国际化。联合国为推动国际反腐合作做出了积极努力。近年它所通过并由绝大多数会员国签署生效的《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国际反腐斗争的行动纲领,标志着国     

俄罗斯结构性腐败的政治学考察

在当今国际社会中,俄罗斯堪称结构性腐败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其结构性腐败呈 现出典型的俄罗斯特色, 结构性腐败曾以世纪年代的印度为最, 因此将它称作“印度病” , 而 今天则以俄罗斯最为典型, 因此这里形象地将它转称为“俄罗斯病”。“俄罗斯病”泛滥主要源于俄 罗斯近几年剧烈转型发展所形成的“混合型体制” , 以及转型体制本身的弊端和缺陷所带来的国家 廉政体系的高度脆弱。国外深度反腐的经验教训值得俄罗斯借鉴和吸收, 同时亦要根据俄罗斯的 国情创制俄罗斯特色的深度反腐战略,使俄罗斯已经刚启动的反腐斗争朝着深度反腐转化, 以取得 俄罗斯民众所期望的制度反腐效果     

论依法控制国际恐怖主义犯罪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渊源于历史悠久的有组织犯罪。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现代科技的进步 ,恐怖分子的主义犯罪手段更为残忍 ,给国际社会造成的危害更为深重。本文试图从理论上探讨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概念、类型、特征及其成因 ,剖析并揭示恐怖犯罪的本质 ,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若干侦查和防范此类犯罪的对策。笔者认为 :尽管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不同民族之间文化、宗教、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冲突 ,但是各主权国家在达成反恐怖共识的基础上 ,协商构建《国际反恐怖公约》等法律框架 ,只要共同遵守当代的国际法律新秩序 ,遏制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是能奏效的。     

改革开放与中国硬软实力的构建

改革开放是一场伟大的革命,不仅彻底改变了国家和民族的面貌,而且具有重大国际战略意义。改革开放既解放了物质生产力,也解放了精神生产力;既大幅提升了中国的硬实力,也增强了中国的软实力,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为了实现国家的全面发展,需要中国特色的硬软实力,而塑造和平和谐的硬软实力则需要永久的改革开放。     

分析汉越词异同与语言教学

中越两国山水相连，经过长期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大量的汉语词汇传到越南，被越南人吸收、融化、形成汉越词汇库，与越南民族文化联系密切。越南语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接受各国外语词汇，特别是汉语的一部分词汇已经被越化。大约60％的越语外来词汇有汉语的根源，其中25％的汉语词汇已经完全越化。在越南语中存在着大量的汉越词，汉越词汇变化发展涉及面相当广泛，     

越南对国有资本管理体制的实践与创新——以越南国有资本投资与经营总公司为中心

作为一支主权财富基金,2005年组建的越南国有资本投资与经营总公司代表了在政府授权下,以完全市场化原则投资与营运国有资本的新模式,是国有资本管理体制的重大创新。目前阶段,越投总公司是越南加快国企股份制改造和推进国有资本向战略性产业集聚的重要推手,以此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并实现国有资本管理从混合模式向集中模式的过渡。长远来看,越投总公司能否成为像新加坡淡马锡那样备受信赖的机构投资者则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Globalization

正As a new type of initiative for globalization,the nature of the Belt and Road is to address worldwide problems triggered by Western-led globalization,promote common development and realize a new form of inclusive globalization through a new model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global governance, so as to buil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海盗问题及对策思考

海盗是一种古老的犯罪活动,曾经是影响国际政治的一种重要力量.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海盗活动经历了一个沉寂时期.但是从2007年起,海盗活动又呈猖獗之势.尤其是索马里海盗活动极为猖狂,其打劫行动之频繁,危害之烈,为二战以来所罕见.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审视海盗这一古老而又现实的问题,就显得尤其必要.     

全球化与国家科技安全

当前,全球化已经进入加速推进的时代.全球化不仅使国家科技安全问题凸显,也对国家科技安全也带来一系列不可忽视的严峻挑战.对于正在融入世界的中国而言,在参与区域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如何维护国家科技安全,为国家安全提供稳固的支撑和有效的保障,是一个攸关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大现实课题.     

Terrorism and Democracy: Perpetrators and Victims

Most observers believe that the 'democratic rules of the game' provide a peaceful means for resolving political conflicts. This may be true but not all groups or even single individuals in democratic societies need play by these rules. This analysis uses two data sets: one that classifies most countries of the world based on how they were ruled in the mid-1980s, and the other on the frequency with which their nationals either perpetrated or were victimized by terrorists attack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rrorism and democracy.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stable democracy and terrorism go together. An analysis of the data reveal that terrorist attacks occur most often in the world's most stable democracies, and that, further, both the perpetrators and victims of those attacks are citizens of the same democracies.     

中国与马来西亚的经贸关系：竞争性与互补性分析

自1974年中国和马来西亚建交以来,两国的经贸关系呈阶段性持续发展,尤其上世纪90年代后,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迅速,贸易紧密度不断加强。目前,马来西亚已经取代新加坡成为中国在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国,中国成为马来西亚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和第二大出口市场。无论是中国对马来西亚而言,或是马来西亚对中国而言,其重要性都不断提高。双方政府都致力于进一步加强相互之间的贸易、投资和经济合作等经贸关系,尤其随着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成,双方的经贸关系将更上一层楼。同时,双方也应正视中马经贸发展过程中仍存在的问题和可能面临的挑战。本文将就中马经贸关系的发展状况、竞争性和互补性、以及中马经贸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和挑战进行分析。     

Violence and terror and the extreme right

The author begins by examining Sprinzak's theory of ‘split delegitimization’ and finds that although it provides a persuasive account of why some extreme right groups become so radicalized that they perpetrate acts of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its major weakness is that it fails to explain the emergence and long‐term survival of mass parties of the extreme right. The article briefly surveys some of these mass parties and finds that there is no clear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lectoral success of extreme‐right mass parties and the level of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from small extreme‐right groups. However, the evident ambivalence of mass parties of the far right towards violence, and intensification of the propaganda of violence, racisim and xenophobia are clearly conducive to violence and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