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东盟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合作

大湄公河次区域是中国与东盟部分国家合作的重要平台。中国与东盟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存在着较为接近的合作目标,符合双方及次区域国家的共同利益。中国与东盟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主要机制有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计划、东盟—湄公河流域发展合作计划与湄公河委员会。中国与东盟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合作对促进次区域经贸发展、构建东盟共同体与东亚一体化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近年来中国、印度与东盟的经贸往来态势

近年来，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往来持续增长，基础设施合作方兴未艾，共同应对金融危机，文化教育合作快速发展，中国-东盟自贸区也于2010年1月1日建成，中国-东盟合作态势良好。与此同时，印度与东盟的经贸往来明显扩大，印度-东盟自贸区建设取得突破，其他次区域合作机制续有进展。总体看，中国、印度竞相推进与东盟经贸关系的态势日益凸显。     

广西在中国-东盟的次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广西处在多区域合作的交汇处，地缘优势突出，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是中国对外开放、走向东盟、走向世界的重要门户和前沿。因此，在中国一东盟合作框架下广西参与次区域经济合作具有优越的条件并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东盟“M”型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探讨

2006年7月20日,在南宁举办的环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上,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刘奇葆提出了中国—东盟“M”型区域合作战略的构想。提出这一构想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是新时期中国与东盟次区域合作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深化和发展,对中国与东盟的区域合作有着现实和长远的指导意义。     

全球环境变化中的中国与东南亚——中国—东盟智库战略对话·2009会议报告

次区域合作将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越南是唯一一个与中国有海陆相连的国家，区位优势独特。因此，越南将在中国与东盟的次区域合作中扮演重要角色。实际上，越南已经在中国-东盟的次区域合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广西要加强与越南的合作，共同推进中国-东盟的次区域合作。     

广西在多种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利益选择

广西地处华南经济圈、西南经济圈与东盟经济圈的结合部，背靠中国大西南地区、面向东南亚，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中心，也是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GMS）、泛北部湾经济合作、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合作、西南五省六方联盟等多个区域合作的交汇点，是中国沿海与东盟国家进行海陆交往的枢纽，是促进中国与东盟全面合作的重要桥梁和基地。     

越南在中国-东盟次区域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

次区域合作将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越南是唯一一个与中国有海陆相连的国家,区位优势独特.因此,越南将在中国与东盟的次区域合作中扮演重要角色.实际上,越南已经在中国-东盟的次区域合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广西要加强与越南的合作,共同推进中国-东盟的次区域合作.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的作用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是2003年在国家的指导下由广东省倡导的南方9省区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共同推动的地区性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国际化色彩,它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建立有着密切的关系。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是实现CAFTA的桥头堡,是中国与东盟共同发展、合作互利的路径选择。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有利于中国与东盟的产业结构调整,对加速中国经济发展、实现区域合作有着重要的意义。     

拉美区域一体化稳步发展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区域一体化亦兴起新一轮发展浪潮,全球区域合作呈现活跃态势.近年来,拉美作为发展中国家最早实践一体化的地区,区域合作稳步前进.近年来,拉美各种区域、次区域合作组织在政治、经贸、能源和金融等领域加强对话与交流,区域合作呈现上升势头.拉美一体化正面临一个相对良性发展的机遇期.     

中国农机产品向东盟出口的策略选择

中国与东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经贸往来,近年来,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大框架下,以环北部湾经济圈、中国-东盟博览会、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以及泛亚铁路等为辅助,双方的农产品、矿物产品、电气设备等进出口贸易得到快速发展.     

多区域经济合作下广西与东盟各国人才交流与合作开发思考

区域经济合作,必然要求区域人才交流与合作开发。广西作为中国与东盟等区域经济合作的＂桥头堡＂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彰显,如何加强与东盟各国的人才交流与合作开发是当前广西人才开发面临的重大战略任务。本文试分析广西与东盟各国人才交流与合作开发的现状和存在问题,从而提出进一步加强广西与东盟各国人才交流与合作的对策措施。     

《东盟印太展望》及其战略启示

2019年6月,第34届东盟峰会发表了《东盟印太展望》,阐明了东盟关于地区合作的新主张。东盟正在改变以往模糊合作范围的地理概念,将其界定为依然相当模糊但大幅扩展的印太地区,反映出东盟对加强更广范围的地区合作已基本形成一致意见。尽管在达成共识的过程中存在一些分歧和保留意见,但东盟在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加速转型的关键时期,努力避免在大国博弈中被边缘化,尽力维护和增强东盟在地区合作中的中心地位。《东盟印太展望》的发布可谓是东盟的自保止损之道,体现出东盟各国深重的忧患意识。然而,此文件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东盟受美日澳法等"印太战略"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东盟未来需要有更加符合促进地区共同利益的精神,更能体现东盟的包容性、开放性、合作性,为建设更高质量的东盟共同体,促进地区和平与繁荣提供更强、更有韧性的动力。     

东盟区域反恐合作机制的演变与发展

随着恐怖主义活动的多样化以及国际网络化,反恐一直是东盟地区安全问题的重要主题,东盟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合作机制对在该地区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该地区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已从"单独行动"或者"双边合作"转变到"区域合作"之中,形成了以东盟为主导的系统的地区合作机制。     

如何推进泛北部湾经济合作

中国通过开放沿海城市和地区，实施开放策略。在此方针下，珠江经济区和长江经济区这两个主要的沿海经济区已经发展起来。这两个地区都是在政府规划和市场运作的基础上通过扩大经济联系发展成为大型经济区的。例如，珠江经济区就发展了“9＋2”合作框架（9个相关省份加上香港、澳门）来促进次区域间的合作和经济发展；长三角地区也已经建立起了跨省市的联系合作机制。     

新地区主义视角下的中国东亚区域合作外交

在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政治中,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发展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外交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当前,东亚区域合作外交正在成为中国外交中一个日益凸显的亮点。在新地区主义理论的视野中,中国提出新安全观,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提出并倡导“开放的地区主义”思想,为新地区主义在亚太地区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积极推进“10+3”合作,着力发展“10+1”;积极参与东亚区域合作的制度化建设,支持东盟为推进东亚区域一体化所作的努力;以“10+3”机制为契机,深化中、日、韩三国合作。在未来的东亚区域合作中,中国应在加快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让东盟国家从中切实受益;继续坚定不移地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发挥大国作用;切实按照《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所规定的各项原则处理同有关国家的海上领土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大力发展中、日、韩三国经贸合作,切实推进三国次区域自由贸易区建设;以建设性的合作精神发展中美关系。     

2020年的东盟及其与中国关系

由10个中小国家组成的东盟，无论从其国土面积，人口数量还是从经济、贸易规模来看，作为一个整体已相当于一个重要的大国，成为亚太地区的一极。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浪潮不断高涨的今天，东盟迎来了成立40年。回眸东盟成立的历史，它的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现。在关注它的昨天和今天的同时，这里笔者也试图对今后10多年的东盟作一前瞻，尤其是它的一体化进程、经济发展及其与中国关系的前景。     

中国农机企业与东盟企业的国际战略联盟研究

根据<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中国与东盟的双边经济合作包括农业、农机和粮食安全等方面的合作.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拥有18亿多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基于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的战略构想

随着东盟宪章及经济共同体蓝图的实施以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和运行,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关系踏上新台阶。其进一步发展有赖于中国-东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战略引导。基于区域经济一体化演进趋势,提出了中国一东盟经济一体化战略框架。其基本思路是在合作方向与发展目标指引下,采取多样化的合作方式,多路径展开全面合作,构建一系列战略支撑,最终推动中国与东盟建成关税同盟乃至共同市场。     

ASEAN's diplomatic and security culture: a constructivist assessment

In the wake o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subsequentviolence that built up and then tore apart East Timor in 1999,serious criticisms were levelled at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Asian Nations (ASEAN) and its diplomatic and security culture.This article examines to what extent members of ASEAN –after the Hanoi Summit in 1998 until mid-2001 – collectivelyembraced new understandings in relation to norms associatedwith the ‘ASEAN way’. This question is exploredwith respect to four initiatives: the initiation of the retreatof ASEAN foreign ministers, the participation of ASEAN membersin United Nations missions in East Timor, the adoption of theASEAN Troika concept, and the passing of rules of procedureof the ASEAN High Council. It is argued that due to concernsabout ASEAN's image and reputation, some of the shared understandingsintrinsic to ASEAN's long-standing diplomatic and security culturehave been relaxed, particularly the principle of non-interference.While this development reaffirms the value of constructivisttheoriz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article also demonstratesthat the aforementioned initiatives and agreements do not yetamount to a radical change in ASEAN's diplomatic and securityculture. The main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norms associated withthe ‘ASEAN way’ are still perceived to serve theimportant and necessary function of helping to mediate estrangementand insecurity among ASEAN leaderships, as well as limitinginterference by non-ASEAN sta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