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进展、挑战与努力方向

进入新时代，中国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解决全球经济治理难题作出了诸多贡献。中国之所以能够将强大的经济实力成功转化为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突出成就，关键在于顺应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现实需求，以强大的决胜力、感召力，强化内外政策的联动、汇集各方伙伴、凝聚各方力量。但中国要在全球经济治理舞台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还面临着现行治理体系主导国的牵制、日益严峻的逆全球化趋势以及新兴领域治理难以达成共识等现实挑战。未来，中国需要在准确把脉全球经济治理的特点与发展逻辑的基础上，保持战略定力，积极应对新环境与新变化，按照“十四五”规划的目标和要求，更好地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数字时代全球经济治理变革与中国策略

数字技术的进步和广泛应用推动了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全球经济治理也因此进入新的历史时代。从治理客体上看,数字技术拓展了全球经济治理空间,使全球产业治理、贸易治理、货币金融治理和可持续发展治理的内涵更加丰富。从治理手段上看,数字技术带来了全球经济治理的路径创新,并从全球经济信息交换、风险防范、危机应对和政策效能评估等方面引发了全球治理变革。在此背景下,中国应当把握全球数字经济治理改革和创新进程中面临的新机遇,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积极参与和引领数字国际合作,不断提升全球数字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和创新。     

全球数字治理的多元挑战与中国对策研究

有效的数字治理是数字经济时代新型经济全球化需要实现的重要目标。全球性跨境运营模式、各类信息的数字化以及数字平台治理责任的不确定性等导致与传统治理相比,全球数字治理难度增大。从经济、技术、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以及社会层面来看,全球数字治理面临多元挑战,这些挑战主要体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数字鸿沟不断扩大,领先国家在数字领域的规范和标准之争加剧,数字霸权主义抬头和破坏性技术的社会影响加深等。面对上述挑战,中国作为倡导者和先行者,应积极推动全球数字治理变革,构建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全球数字治理体制。中国应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借助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积极推动与发展中国家的数字合作,实现数字治理与国内发展战略的深度融合。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路径选择

全球经济治理的新变化既为中国的参与带来了新机遇,也增加了风险与挑战。机遇主要来自全球治理理念的多元化、治理规则的新发展和新兴国家影响力的总体增强。与此同时,阻碍性力量有所加大、支撑性平台作用有限、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多等使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性约束增加。为了更有效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升中国"共商、共建、共享"治理理念的影响力,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需在机构平台建设、议题设置及构筑重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安全防护网络方面加大投入。     

土耳其与二十国集团:角色、认知与政策特点

土耳其的多重身份与经济表现增强了二十国集团的合法性、代表性与治理效力;二十国集团也凸显了土耳其的重要地位,成为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土耳其将二十国集团视为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升国际地位的重要途径,支持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维护二十国集团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核心地位。土耳其的二十国集团政策既表现出新兴国家的利益诉求特征,又面临与发达国家保持政策一致性的外在约束。由于受到内外多重因素的制约,预计2015年二十国集团安塔利亚峰会将延续往届峰会特别是布里斯班峰会的基调,同时土耳其也将力争呈现自身的偏好与特色。中国作为二十国集团重要成员与2016年峰会的东道国,应积极参与安塔利亚峰会议程的制定,进一步推进全球经济治理。     

区域化、区域政治与区域治理

区域化、区域政治与区域治理是全球化、全球政治与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倍受重视,形式多样,并形成跨区域化与次区域化的突破.     

经济全球化、人的安全 与治理

人的安全是人的发展之重要条件，它包括经济安全、食品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人身安全、社区安全和政治安全等七个方面的内容。目前的经济全球化加剧了人的不安全性，具体表现在全球性生产、人口迁徙、生产的新模式、传统领土安全与人的安全之间的资源竞争、相互依赖与领土主权原则之间的冲突，对人的安全带来了负面影响。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难以单独有效地应对人的安全的难题，在人的安全治理上不仅需要国家的治理结构，还需要一个以人的发展为原则的全球治理结构。面对人的安全，全球治理结构应该具有以下特征：以合作姿态来帮助相关国家解决人的安全问题，而不是作为超国家主体干预发展中国家；它是一种经济、社会的全面治理结构，而不是一种单纯的安全结构；治理的原则应该是以人为本。但是，目前由于全球治理中的“民主赤字”使得在全球范围内的治理效果不彰。要改善人的安全的治理结构必须首先在世界范围内减少“民主赤字”。     

1945年以来的全球经济治理及其教训

本文试图从实践史和思想史的角度,回顾、总结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机时期"全球经济治理"的若干经验教训,以便更好地理解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G20与全球经济治理研究述评

本文对有关G20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作用的研究进行了述评。既有研究议题包括G20的治理表现、G20的非正式性、G20的合法性、G20的有效性以及G20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关系,本文对其所做的工作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本文讨论了G20议程设置机理、G20政治共识的形成条件、G20成员如何履行承诺、G20如何与其他国际组织开展合作四个G20与全球经济治理研究议程中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贸易治理机制变革

全球贸易治理机制为维护战后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各国的开放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自身也存在一些缺陷。多边贸易体制缺乏公正性,区域贸易协定不断涌现,导致全球贸易治理出现"碎片化"趋势,非正式制度安排缺乏法律的约束力,合法性也受到质疑。全球贸易治理机制的缺陷导致了诸多治理低效率问题,逆全球化浪潮就是贸易治理机制低效率的突出表现。此外,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格局中地位日益上升,现行的全球贸易治理机制所界定的利益分配格局越发不合时宜。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并付诸实施,将会引领全球贸易治理机制变革,促进全球贸易治理向公正导向、发展导向转型,将整合"碎片化"的全球贸易治理机制,引领新的经济全球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全球贸易治理提供新的多边合作平台。"丝路新秩序"为全球贸易治理机制变革设定新范本。     

G20视角下的沙特与全球经济治理

沙特阿拉伯于20世纪30年代发现石油，自70年代以来，随着石油价格的暴涨和世界石油需求量的猛增，使沙特迅速富有，一跃成为G20成员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占有重要一席。由于沙特经济发展对国际市场和世界经济发展具有极强的依赖性，因此，在未来的全球经济治理中，沙特还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和影响力。     

“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逻辑根源——基于发展逻辑与资本逻辑的比较分析

长期以来,全球经济治理由西方国家主导,遵从新自由主义的资本逻辑和竞争单方取胜的经济全球化运行逻辑,建构单方面契合西方国家利益偏好的统一规则治理模式。当前,这一传统的全球经济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而亟待变革。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以"中国道路"的成功为事实基础,顺应发展导向与实践理性相互加强的理论逻辑,践行"发展共赢"的包容性全球化运行逻辑,塑造以包容性发展机制为核心特征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方案"。对发展逻辑而非资本逻辑的遵循是"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逻辑根源。     

印度洋区域安全治理的中国因素

区域安全治理是全球安全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伴随印度洋区域安全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无论是主权国家还是国际组织纷纷加入本区域安全治理之中,履行各自安全治理职责,合作方式已经成为各个安全治理主体在治理过程中的重要工具选择,这标志着印度洋区域安全治理初步形成,在维护本区域安全和发展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尽管中国参与印度洋护航的力度不断加大,但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在印度洋区域安全治理过程中参与较少,作用有限,这种状况与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负责任大国担当的身份严重不符。随着印度洋地缘战略通道对中国未来发展重要性的不断提升,特别是印度洋区域安全治理失效和克服域内外个别大国战略误判带来的消极影响,使中国参与印度洋区域安全治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逐渐加大。中国作为印度洋区域安全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参与印度洋区域安全治理已是不可或缺,并将在引导印度洋区域安全治理的理念和价值取向、提升和夯实印度洋区域安全治理能力和基础、推动印度洋区域安全治理合作等方面有所作为,为维护印度洋区域安全与稳定,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方案。     

全球经济治理:新挑战与中国路径

全球经济治理正面临新旧动能转换以及规则竞争加剧等复杂而严峻的局面,需要凝聚新共识并激发新的合作动力。以G20杭州峰会为标志,中国已经确立了参与并引领全球治理的新方向,正强化内外统筹、机制建设和智力支撑。未来中国要进一步结合自身发展转型的优先领域和节奏步骤,以G20和地区机制建设同步推进为抓手,促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有效。     

“全球公地”安全治理与中国的选择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公海、国际空域、太空等全球公共区域——"全球公地"的重要性和脆弱性日渐凸显。为真正实现"全球公地"安全治理的民主化和公平性,中国不仅要主动参与"全球公地"安全治理的讨论,还应积极参与维护"全球公地"安全的实际行动,以及"全球公地"安全治理的改制与建制工作,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维护"全球公地"的开放和稳定。     

区域治理视角下的欧债危机：结构、进程和影响

欧债危机的缘起、治理和影响是全球舞台上备受关注的政治经济议题之一。从其特征来看，欧债危机是一种复合型危机，即债务危机、金融危机、银行危机交织在一起，并掺杂着政治与社会危机。从其内涵来看，欧债危机既是一个经济问题，又是一个政治议题，不仅关系到欧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竞争力，还影响到欧洲一体化的进展和凝聚力。从治理结构来看，欧盟通过政府间结构和超国家结构的调整，保证欧盟治理的韧性和有效性。从治理进程来看，欧盟通过危机管理和深化改革措施解决欧债危机乃至多重危机叠加的问题。从其影响来看，欧债危机及其治理提供了一个思考欧洲一体化及区域治理的特别场域，进一步审视了货币一体化但尚未财政一体化的区域经济货币联盟的治理结构和进程。欧债危机暴露了欧元区乃至欧盟制度的缺陷和脆弱性，为欧盟内部调整提供了改革机遇。欧债危机治理丰富了债务治理和区域治理的相关研究。     

拉美国家的经济治理刍议

拉美国家经常爆发金融危机,宏观经济稳定性较差,而且其经济业绩不及东亚。这些缺陷可归咎于多方面的原因,而经济治理的不力或无效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拉美国家的经济治理之所以收效甚微,主要是因为:一些国家领导人的才能欠佳,政府的政策缺乏必要的连贯性,腐败现象司空见惯,"资源诅咒"削弱了强化经济治理的动力,利益集团对政府决策和经济治理有着重要的影响,计划性差导致政府的决策出现短视行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分散了政府治理经济的精力和注意力。     

全球海洋治理区域主义路径的发展与中国因应

在全球治理区域转向的大背景下,区域在全球海洋治理中的地位快速提升。由此,区域主义路径的蓬勃壮大成为当前全球海洋治理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它与另一种主要的治理路径,即全球主义路径既有矛盾和竞争的一面,更有兼容和互补的一面,共同致力于全球海洋的善治。区域主义路径的兴起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实践中表现为各种区域性国际组织、治理机制、谈判阵营、立法活动和合作项目的方兴未艾。然而,区域主义路径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其实施效果受到政治互信水平、利益整合程度、区域组织力量、域外介入性质等因素的制约。区域主义路径的继续加强已是大势所趋,中国应在“周边—域外—全球”三个递进的层面共同发力,以更好地回应并促进区域主义路径的发展。     

“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

近年来"全球治理"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热门话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重视与讨论。目前,中国综合国力迅猛发展,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俱增。与此同时,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参与程度大大提高,对国际事务的参与不断加深。因此,在当前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探索全球治理对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安全等机构的治理改革,增大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后疫情时代下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面临的挑战及中国选择——基于实验主义治理视角的分析

作为公共卫生领域的全球性危机,新冠肺炎疫情以极端的方式镜鉴了人类社会所面临“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的层叠交错,并凸显了当前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供需鸿沟”。作为影响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变量,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中各种要素的变化及其作用机制的发生。其结果是,在后疫情时代下,国际权力结构变迁下的国际秩序“漂流”、地缘经济秩序强化下的“经济主权”回归、机制碎片化加剧下的全球治理“肌无力”以及国际共识弱化下的“价值基石”瓦解等要素的交织共振,将催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加剧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作为一种新型的多元主义治理理论,实验主义治理被视为是不确定性情景之下,解决治理有效性与合法性难题的一个重要工具。借鉴实验主义治理的价值理念、运行机制及实践经验,能够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提供新思路。有鉴于此,本文认为,中国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对价值理念和框架性目标的共塑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以治理机制灵活性的增强来提升全球治理体系的效用、以经验知识的生产与交换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自我学习、以国际评估的设置与完善来促进全球治理体系的优化,继而在渐进性探索的实践中,更好地应对不确定性倍增的全球治理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