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对非洲援助看其软实力外交北大核心

非洲是日本“印太构想”的西翼,在日本安全战略和经济合作中的地位不断上升。近年来,对外援助被日本视为落实“印太构想”的重要手段,服务于日本的经济、政治、安全战略目标。经过多年累积和探索,日本逐步形成了独特的精耕细作式对非援助方式,注重草根性、人才专业性、国际协调性。在实施路径上,日本积极推动日语、经营理念、“清洁文化”等特色文化的传播,推广日本式认同建构方式,赋权非洲弱势群体,输出社会和经济发展经验。日本对非援助软实力外交虽取得了一定积极效果,但也有局限性,无法掩饰日本对非整体政策中强烈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色彩,对冲中国在非影响力的作用也有限。     

对科索沃危机后美国伊斯兰政策的重新思考

近20年来，美国对外政策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密切关注伊斯兰问题，并企图将伊斯兰与政治性的“伊斯兰主义”予以区别。这一外交决策的副作用在于夸大所谓伊斯兰威胁，并造成伊斯兰在总体上反西方的误断，使美国的利益因政策失误而蒙受损失。科索沃战争实际上是美国对外决策上的一个“突破”，美国应以此为契机重新思考其对外政策，把对外政策建立在利益考虑而非文明冲突的基础之上。在新的决策中应充分注意伊斯兰问题的复杂性，特别是它在不同地区的政治含义，采取灵活多变的弹性政策，尤其不应忽视正在兴起的逊尼派伊斯兰主义对南亚、中亚、北高加索、巴尔干等地区政治和安全的重要影响。重要之点是需要根据穆斯林居住地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变化提出相应的对策。     

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执政后的对外政策走向

新近执政的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从新生共和国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出发，适时调整对外政策，奉行更加务实的、灵活的大国平衡外交，其对外政策的核心是调整、发展与印度、中国和美国等大国的关系，以荻取大国经济和政治支持。     

浅析日本对柬埔寨的援助外交

一、援助外交是日本对柬发展外交关系的重要手段援助外交是日本在政治、军事外交能力薄弱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外交手法。由于历史的原因 ,日本在与亚洲国家的交往中 ,难以得到信任 ,援助外交便成为战后日本外交的显著特征。日本外相川口顺子曾表示 ,经济援助是“日本外交的重要手段” ,对维持日本作为世界经济大国“作用巨大”①。在争当政治大国的进程中 ,通过加强经济援助来扩大对他国的影响 ,对于不行使军事影响力和出口武器的日本来说 ,对其推动国家战略转换 ,改变自身国际形象 ,特别是在亚洲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有重要作用。而在维护和发展…     

新时期俄罗斯外交转型中的软实力政策调整

新时期俄罗斯外交转型始于2012年开启的普京第三个总统任期,对国内形势、地区局势和国际格局的再评估促使莫斯科开始注重通过软实力建设与多极世界中的不同行为体进行合作,转型首先从软实力政策调整开始。新时期俄罗斯的软实力政策调整主要在对外宣传、教育国际交流和国际发展援助三个领域展开,在对传统公共外交领域进行政策调整的基础上,俄罗斯更加注重公共外交与国际发展援助的机构功能整合,以更有效地兼顾国内发展和国际影响,提升国家软实力,为整体外交战略目标服务。     

评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外交特点

普京继承了叶利钦的“双头鹰”外交，同时又做了较大调整，在“国内目标高于国外目标”的前提下，将对外政策紧紧扣住保障国家安全和服务国家经济发展这两点，强调“务实、经济效益和国家利益至上”，突出外交的经济内涵。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基础上，积极推进灵活务实的全方位平衡外交。     

蒙古国推行“第三邻国”外交的原因探析

冷战后，经历了颜色革命的蒙古国在外交上进行了相应的“变色”，抛弃了以往彻底追随苏联的一边倒政策，采取多支点的外交政策。1994年，蒙古颁布了《蒙古国对外政策构想》，宣布实行不结盟、等距离以及全方位的多支点外交政策，并据此提出了“第三邻国”外交方针。亦即，除把中俄两大地缘邻国作为首要外交对象外，蒙古国还将美国、日本、印度、韩国、欧洲等视为“第三邻国”，并重点与其发展关系。     

日本外交的“新思维”——论新福田主义

新福田主义是日本在中国迅速发展、亚太地区成为新增长中心形势下的外交构想.它继承了福田主义的精神,是对冷战结束以后日本亚洲外交实践的概括,也表明今后的政策取向.中国是日本亚洲外交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日本将努力稳定中日关系,提高两国的合作水平,同时也更关注中国的发展和动向.新福田主义的提出带有福田个人色彩,也是日本转向重视亚洲外交的历史必然.它的一些原则不会因日本政局的变化而改变.     

澳大利亚百年对外关系史简析

澳大利亚建国一百年来, 其对外关系史经历了“英国中心主义”时期、“美国中心主义” 时期和“相对独立主义”时期三大阶段;其外交理念也表现出三个重要的变化:国家实力的自身定位 从依附世界强权的弱小国家到中等强国的变化、外交思想从孤立主义思想到联盟集体安全观念的 变化、国家身份的自我定位从西方白人国家到尝试向亚洲国家转变的变化。影响澳大利亚对外政 策的国际因素主要有国际大环境的巨变和盟友政策的变化两方面;国内因素则主要包括经济利益 需求因素、政党与选举因素和决策者个人因素三方面     

“奥巴马主义”的变奏——奥巴马执政后期的对外政策

以2014年为时间节点,正当奥巴马政府开始投全力打造“奥巴马主义”外交遗产的时候,国际局势和美国国内政治的一些重大变化使“奥巴马主义”遭遇了严峻挑战.为此,奥巴马政府不得不在打造“奥巴马主义”遗产与回应挑战、质疑之间维持艰难的平衡.一方面,奥巴马坚持“奥巴马主义”的基本要义,坚守对外干预的门槛,另一方面,对挑战和质疑做出回应.两者动态的调适构成了奥巴马政府执政后期美国全球战略的基本线索.但奥巴马政府的努力进一步凸显了“奥巴马主义”的困境.“奥巴马主义”与特朗普的外交主张之间并非完全的南辕北辙,在“收缩”、“内顾”等主张上存在着内在一致性.     

冷战后日本的"价值观外交"与中国

近年来,日本外交迅速向“价值本位”倾斜,宣扬“人类普遍价值”和日本价值观的“价值观外交”成为其新特点之一。日本外交的新变化,反映出日本对国际关系中“软权力”的重视。为了推行“价值观外交”,日本政府十分重视“外宣”工作。日本外交正在迎来对外宣传的转折点。日本的“价值观外交”有明显针对中国的一面,日本试图以此牵制中国,进而主导未来亚洲的发展格局。今后日本与中国在构筑“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时,在形象和观念领域难免会有竞争。     

战后日本的“战略援助”探讨

战略援助在日本外交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伴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的“战略援助”政策进行着必要的调整。９０年代后，纯属受援国内部问题的政治经济制度或军控政策等，成为影响日本外援政策的重要因素     

日本安倍内阁的外交走向

安倍内阁提出“有主张的外交”的新理念后,日本积极改善与周边国家关系,出台“亚洲通道计划”、“自由与繁荣之弧”、“价值观联盟”等一系列新举措。然而,这并非日本改变其以日美同盟为主的外交基轴,而仅仅是日美同盟战略框架内的政策调整。日本对欧、对俄的基本外交政策也不会改变,争取“入常”仍将是今后日本外交的重点。     

评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外交特点

普京继承了叶利钦的“双头鹰”外交,同时又做了较大调整,在“国内目标高于国外目标”的前提下,将对外政策紧紧扣住保障国家安全和服务国家经济发展这两个主题。强调“务实、经济效益和国家利益至上”,突出外交的经济内涵。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基础上,积极推进灵活务实的全方位平衡外交。     

野田佳彦内阁及其内政外交政策走向

野田以往的政治风格具有明显的“鹰派”特征，此次却以自比“泥鳅”击败对手而当选和组阁，足见当下日本政坛亟需执政党内抚平嫌隙、党外合作对冲的政治格局。外交上，野田会继续强调日美同盟和奉行“拉美抗华”的基本政策，但近些年日本领导人频繁更迭已大大影响美日之间的机制性对话，而对华政策是其外交成败的关键，周边外交可能会引起亚洲各国的警惕；国内经济问题堆积如山，不可能轻易取得解决；朝野政党为争私利的恶斗不会平息，将会招致越来越多国民的反感。     

美国"转型外交"再思考

2006年初,美国基于布什政府对外战略与政策实践的教训与经验,提出“转型外交”,意在加强外交手段在实施美国对外战略中的作用。但由于全球唯一超级大国身份所决定的美国在动用武力方面的内在冲动,军事力量仍是美国维护国家利益的基本手段。“转型外交”实际上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也服务于以军事实力维护国家利益的战略取向。     

欧盟网络外交实践的动力与阻力

欧盟网络外交的启动来源于“欧洲数字化进程”中对于社交媒体在对外关系中作用的强调.《里斯本条约》生效后,随着欧盟对外行动署的成立,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向纵深发展,欧盟网络外交有了新的发展动力.但与此同时,社交网络的崛起以及它在“阿拉伯之春”运动中产生的巨大效应也给欧盟网络外交带来新的挑战.本文将总结欧盟网络外交,特别是以“WEB2.0”技术为代表的社交网络外交的新实践特点,分析其发展动力以及面临的问题,并预测其发展趋势.     

中国的睦邻外交与中缅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对外政策进行了调整，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睦邻外交，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缅甸与我国山水相连，发展同缅甸的关系符合我国的对外政策，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中缅关系得以顺利稳步发展，是两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也反映了中国睦邻外交政策的成功。     

拜登政府对外援助政策调整及影响北大核心

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双边援助国，在拜登政府上台后回归对外援助政策传统，相比特朗普时期进行了明显调整，主要表现在：提升对外援助的政策层级，增加政策效力；增加对外援助的资金规模，加强资源保障；强调对外援助的价值观属性，突出意识形态色彩；重视对外援助的多边渠道，发挥规范性力量的作用；调整对外援助的优先目标，加强援助议题设置。拜登政府的对外援助政策统筹了国内国际政治经济议程，通过加强意图与能力、目标与政策的连贯性和一致性，其内外影响初步显现：大幅提升对外援助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力促全球国际援助的战略化、政治化、工具化趋势，并推高全球发展合作领域的对抗性风险。但受制于对外援助“内顾”倾向、美国国内矛盾激化、舆论严重极化等因素的影响，拜登政府的对外援助政策无法完全实现其预期目标。     

灾难外交自议

灾难外交中由于受动者不唯一可能产生四种援助模式“国家一国家”模式、“国家一 机构”模式、“机构一国家”模式、“机构一机构”模式。灾难外交在当今环境下具有可操作性,援助 国和受灾国均可就同一目标展开不同内容的灾难外交活动。灾难外交还需遵循主权平等、不干涉 内政、无条件、根据国力、人道主义、自愿、及时等原则,这些原则构成了灾难外交的道义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