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网络安全政策与中国—东盟合作

网络安全是中国与东盟共同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之一。东盟各国意识到合作应对网络安全威胁的重要性，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以及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应对日益扩大的网络安全威胁成为各国的优先事项。中国加强与东盟在网络安全领域的合作，既是营造数字经济发展良好环境的现实需要，也是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双方网络安全合作具有坚实的内生动力和广阔的合作空间，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双方应加强网络安全领域战略对接，构建相关规则标准，推动技术研发与产业发展，共同防范、应对域外势力干扰破坏；通过建设具有弹性和包容性的网络安全合作框架，推动全球网络安全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     

金砖国家网络安全合作:进展与深化路径

金砖国家作为一支代表新兴经济体的力量,在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国际影响力逐渐扩大,并积极致力于推动相关国际规则的制定。金砖国家所共同面临的网络安全问题为其之间的合作提供了战略基础,并且正在通过建设金砖国家光缆以及建立网络安全问题工作组、信息通信技术使用安全专家工作组等方式来深化彼此在面临网络安全问题时的协作机制。金砖国家网络安全合作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网络空间治理构想不同,网络安全合作面临掣肘因素以及西方国家的分化政策。金砖国家应完善应对网络安全威胁的合作平台,通过民间对话带动政府间合作,运用金砖机制引领发展中国家信息科技合作,共同推进全球网络空间规则的制定。     

“多元性”非传统安全威胁： 网络安全挑战与治理

随着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愈加综合与复杂,非传统安全研究需要进一步精细化。“多元性”非传统安全威胁针对那类与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交混的威胁而提出,在缘由、意图、主体、手段、地缘等多方面显示了非传统与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多元性”特征。网络安全威胁是“多元性”非传统安全威胁中的重要议题,其呈现了主权难以界定、合法性难以判定、身份难以限定、过程难以追踪、应对难以依靠单一主体的非常规特征,网络安全维护需要新思维。一些国家奉行进攻型网络安全战略,导致了网络空间的威胁升级与安全困境,不利于全球网络安全维护。“优态共存”基于中国“和合”价值观而提出,主张认同建构与互惠共建,更好地适应了网络安全治理的跨界合作、“大安全”观与超越安全困境的能力要求,是较优的网络安全治理方略,可成为“多元性”非传统安全维护的一般路径。     

互联网治理:巴西的角色与中巴合作

互联网治理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重要议题,巴西力求在该领域谋取大国地位。巴西互联网治理以多利益攸关方治理机制为核心,为互联网指导委员会和《网络民法》为两大支柱。巴西还积极参与地区和全球互联网治理,在拉美地区发挥引领作用,围绕"信息社会"概念,促进区域协调与合作,支持拉美各国加强本国的互联网监管和立法,协调拉美国家的立场,集体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反对美国的单边治理,基于多利益攸关方治理原则,主张建立公平、公正、安全的全球网络空间秩序。尽管巴西的互联网治理大国战略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中巴两国在全球互联网治理领域的合作空间较大,双方可以提高"利益共同体"认识,强化双边立场协调;携手应对网络犯罪;加强信息技术创新和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促进各自互联网产业发展;积极利用多边机制,求同存异,推广"两国共识"。     

网络安全的战略选择

随着网络空间的迅速扩张及其对社会各领域的全面渗透,网络空间不断增长的财富、战略价值以及世界经济社会运行对网络空间的深度依赖,使网络空间整体安全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网络安全已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又一全球性公共问题。网络安全问题虽然属于国家安全范畴内的非传统安全领域,但国家对于安全的偏好没有改变,对安全追求的逻辑路径依旧。从理论的角度看,由于体系压力以及国家对于安全的追求,国家会选择制衡的战略,但在现实中,制衡经常缺位或迟到。受到非传统安全环境影响,地缘战略中分而治之、领土补偿、加强军备、联盟以及平衡手的存在等制衡方式和作用、意义同时发生了变化。细分到网络安全领域,沟通机制的不同、威慑效果不同、行为体的多样、行为判断的困难等特殊性,导致在网络安全领域,国家选择追随或合作将成为更优选择。     

大数据时代的网络安全治理:议题领域与权力博弈

网络空间治理的核心问题包括由谁治理、治理什么、如何实现公平有效的治理等。网络安全治理的议题包括对网络基础设施、流动于其中的数据、网络内容与文化和网络行为等的治理。治理的目标包括通过治理确保国家安全、谨防网络军事化趋势、避免陷入网络战漩涡、维护社会稳定,反对网络恐怖主义,打击网络犯罪,确保基础设施安全、个人信息与人身安全。在治理过程中又需要注意提升国家参与网络空间治理的能力,具体包括技术性权力、解释性权力和制度性权力,进而努力实现公平、有序的治理。     

生物多样性议题安全建构的碎片化

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一并成为全球环境治理与合作的重要制度性框架文件。目前,生物多样性的国际合作程度、社会认知深度、治理行动速度等都明显逊色。生物多样性治理的迫切程度不亚于其他的全球性环境议题,但其议题安全化的分散性却不利于建构整体性的安全认知。生物多样性议题安全建构的碎片化体现在生态、治理目标、谈判、国家及其他行为体四个层面。生态层面是指生物多样性的安全认知;治理目标层面是指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爱知目标"与安全的联系;谈判层面包括资金机制、资源动员、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保护区以及主流化等议题;各缔约方及其他行为体层面不仅在各项议题上表达各自关切,同时也将生物多样性问题建构为粮食安全、水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经济安全等多元安全关注。生物多样性议题安全建构的碎片化导致了该问题虽然在话语上进入了安全领域,但是缺乏共同的安全认知,难以提供简明和清晰的治理目标和路径,不利于推动全球有效治理。     

自下而上的规范制定与网络安全国际规范的生成

信息通信技术的使用给国际和平与国家安全带来威胁,而网络安全国际规范还处在生成的过程中。各国政府致力于达成一定的规范共识,但常常受到国家间政治博弈的影响。在此情况下,互联网企业及非政府组织开始以“自下而上”的方式积极参与到规范制定中,并提出了不少有别于现有规范成果的规范倡议。互联网企业及非政府组织期望严格约束国家的网络空间行为,并在网络安全治理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它们提出的规范倡议从多个方面弥补了现有规范的不足。在现实中,主导规范制定的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既相互利用,又持续博弈,互联网企业及非政府组织在规范制定进程中的权力与影响力受限。联合国信息安全开放式工作组及少部分国家有限度地向非国家行为体开放,使经过挑选的部分规范倡议进入政府间规范讨论议程,但国家间的分歧与博弈又阻止了这些规范倡议成为受到认可的国际规范。尽管如此,国家间博弈方式的转变,即越来越多的国家利用互联网企业及非政府组织的力量为政治博弈服务,以及公私关系更为平衡的新型网络安全治理模式的构建,为互联网企业及非政府组织争取更大的规范制定权力提供了机会。     

澳大利亚网络安全战略的新内涵与新动向

澳大利亚致力于打造公私部门间"共同领导""共同责任""自我约束"和"自主治理"的网络安全治理新模式,以维护网络空间的安全与稳定、保证国家网络安全、实现数字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当前,澳大利亚的网络安全战略正处于转型期,特恩布尔政府在继承既有战略的基础上,对澳大利亚的网络安全战略进行了适时调整,包括增加对"印太地区"的网络安全投入、保持澳美网络安全战略的联动性、提高网络进攻能力以适应互联网军事化需要等。目前,网络空间无政府状态下中美权力的竞争态势正在加剧,澳大利亚的网络安全战略会带有一定的干预主义性质,并向"前沿防御"方向发展。受此影响,澳大利亚的对华网络安全政策可能会面临冲击。但是,中国与澳大利亚的网络安全合作仍在向前发展。虽然中澳网络安全合作仍处于起步阶段,但澳大利亚对中国建设网络强国持欢迎态度,愿意与中国就制定网络行为规范、维护网络空间秩序开展合作。     

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全球治理与国际体系转型——以行为体结构和权力结构为视角的分析

在全球治理框架内,非传统安全威胁构成了影响国际体系转型的重要动力。在国际体系行为体结构的转型方面,国家面临着全球治理的压力和挑战,但它依然是治理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最主要的行为主体;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非国家行为体包括建设性、破坏性以及积极与消极作用兼具的非国家行为体,其作用十分复杂。关于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的转型问题是,一方面,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全球治理推动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削弱了霸权的权力与权威,促进了国际权力的分散化;另一方面,霸权国家对全球治理主导权的排他性垄断,全球治理体系的不平等,霸权国家防范和阻止新兴国家进入全球治理核心领导层,都使全球治理的霸权特征得到凸显,并在短期内难以发生实质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