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治理的“行动转向”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2018年卡托维兹气候会议和2019年马德里气候会议大体上完成了《巴黎协定》实施细则谈判,标志着全球气候治理迎来了一个不同以往的"行动转向",转向全面执行法律制度的行动阶段。这是全球气候治理30多年"法制化"演进的历史性成果。人们对全球气候变化科学认知的不断普及和深入、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紧迫性的不断增强以及非国家行为体的积极驱动等因素共同推动了这种"行动转向"。这种"行动转向"在全球层面上意味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等机构的职责、功能与角色将随之变化,主要是要发挥好贯彻、监督、政治动员、搜集处理和公布各种信息等功能,同时还要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转变成全球气候治理行动的发动机和总动员处;在国家层面上意味着各国的核心任务和行动也要随之改变,主要是要切实履行好《巴黎协定》实施细则下的各项职责与义务,同心协力地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低碳发展)的"转型点"早日到来。面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行动转向",中国要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持续推进《巴黎协定》实施细则的落实,在立足国内的前提下,以共建绿色"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以建设全球生态文明为宗旨,通过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统筹协调好全球层面、地区层面和国家层面的气候治理行动,积极构建全球气候命运共同体、地区气候命运共同体和国家气候命运共同体,并努力实现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东亚区域气候治理合作困境分析

在当前全球气候治理谈判进程缓慢背景下,区域层面的气候治理显得日益重要。然而,气候变化形势严峻的东亚地区并未能形成类似于欧盟一体化程度较高的气候治理合作机制。东亚国家因领土争端等安全议题使国家间关系相对紧张与复杂,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气候变化治理的区域性合作;域内国家发展现状差异较大,经济发展模式和能源消费结构的差别导致针对发展性问题的关切不同;在联合国框架下的治理机制中,分属不同气候谈判集团,所持立场也存在一定的分歧;加之外交传统惯性和域外其他行为体的影响,使得东亚区域气候变化治理一体化进程相对滞后,造成区域合作困境。在构建和推进东亚气候治理合作机制时,应注重在域内大国引导的基础上,通过协商一致以体现不同个体的利益诉求,并借鉴其他地区的治理经验,促使区域治理机制同国际层面的制度接轨。     

《巴黎协定》评析

法国巴黎当地时间2015年12月12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第21次缔约方会议(即巴黎气候变化大会)经过两周艰苦谈判,最终达成一份全面、均衡、有力的《巴黎协定》,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制定出行动框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气候谈判已走过20多个年头,成为全球多边治理中最重要的领域.本文拟系统梳理气候谈判所走过的历程,以及巴黎气候谈判进展,并展望未来气候谈判问题走向.     

数字经济时代的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与中国策略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以来,日益严峻的数据安全风险与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交织叠加,各国围绕数据安全治理规则博弈呈现加剧态势,引发全球数据安全治理问题。各国际行为体虽然已经意识到数据安全治理的重要性,但对全球数据安全治理并未形成统一的治理框架。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仅仅由单边、双边和多边框架以及贸易规则拼凑而成,相关治理议题在公民个人、社会、经济以及国家安全等多个层面相继涌现。多领域多维度的数据安全问题难免造成治理主体利益诉求的差异,也导致全球数据安全治理出现了规则碎片化、机制效用不足、治理乏力等问题。与此同时,个别国家的数据霸权主义行为更是使得国际行为体难以凝聚共识,全球数据安全治理步履蹒跚,重视和加强对全球数据安全问题的治理迫在眉睫。中国高度重视数据安全的相关议题,由于中国在数据治理领域起步较晚,仍存在立法不完善、技术创新能力薄弱、国际合作不足、治理乏力等问题。中国需要全面、系统地分析影响数据安全的各种重大风险因素,准确把握全球数据安全趋势,进一步优化中国在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中的策略选择。     

《巴黎协定》下东北亚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与合作

2015年12月12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近200个缔约方在巴黎气候大会上通过的《巴黎协定》标志着全球气候治理的进入新阶段,并确立了全球气候治理新秩序。协定聚焦了基本原则、三项长期目标、"自主贡献+盘点"以及法律约束力等主要问题,充分体现全球治理模式中合作共赢、公平正义、共同发展的三大特征。东北亚是东亚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同时也面临严峻大气问题,在《巴黎协定》框架下东北亚各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战略选择各有侧重,并将按照协定的要求,通过确立基本原则及共同目标、构建区域合作治理的多元主体、完善合作治理机制、开拓合作渠道,促进区域大气治理效果的实质性提升。     

国际反海盗行动与全球治理合作

冷战结束以来,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升,全球治理议程在国际社会兴起.然而,全球治理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之间的密切关联,对其性质和目标理解上的偏差,合作架构的困难,也导致既往的全球治理走向碎片化,降低权力结构的作用,忽视国家尤其是大国合作的基础性作用.有效的全球治理仍有赖于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和能力,有赖于大国、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行为体等不同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的合作.国际反海盗行动为全球治理的有效合作提供了例证.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下“人的安全”及其治理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作为一项新的全球发展计划，其目标是构建免于恐惧和暴力的和平、公正、包容的社会，其核心是消除全球贫困与促进包容性发展，包括消除贫困、饥饿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等内容。该议程的主体内容体现了联合国所倡导的“人的安全”理念，这一理念强调各种威胁的相互关联性，人的安全和人的发展是同一事物相辅相成的，这种治理观要求广泛借助联合国系统，并且顾及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范围内各级公私部门行为体的特点和资源，拓展一种由各种利益攸关方组成的综合框架，其内容涉及粮食安全、气候安全、环境安全、社会安全、反恐、移民等重要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议题。其中，气候变化、资源消耗、南北差距等问题是可持续发展难以实现的重要动因。上述安全议程同时体现了各种广泛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关联性。因此，建构全球“人的安全”治理机制需以联合国为核心，并形成多层治理、建构广泛的国际伙伴关系，以实现联合国所倡议的全球可持续和平愿景。     

欧盟-东盟地区间的气候合作

气候合作在欧盟与东盟正式的地区间对话合作框架中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边缘地位 到重要议题的发展历程,总体呈现出独立前沿性、内生动力为主性及软机制强化性三个特点。这种 地区间气候合作为全球气候治理增添了新的互动层面和功能向度：在横向上有利于实现全球气候 谈判中的绿色权力平衡,在纵向上增加了全球气候治理制度的密度,并促进了全球气候治理议程 设定的可控性和合理性,特别是增进了地区间学习认知进程并强化了一种绿色身份认同。     

全球海洋治理进程中的联合国：作用、困境与出路

联合国在建构全球海洋治理相关倡议、营造良好的海洋治理契约环境、提高海洋治理主体履约能力等方面均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国际海洋治理问题认知差异普遍存在的情况下,联合国在营造海洋治理契约环境和提高治理主体履约能力过程中也面临诸多挑战。同时,全球海洋治理形势的恶化客观上也给联合国框架下全球海洋治理成效带来负面影响。联合国可在观念层面进一步凝聚全球海洋治理共识,通过完善机制建设减少海洋治理契约环境面临的不利因素,从而更好地发挥其在全球海洋治理中的领导作用。联合国也可采取多种方式进一步提高全球海洋治理主体履约能力,加大其全球海洋治理行动力度,从而更好地实现全球海洋治理目标。     

国际金融安全观的演进与评估

国际金融安全是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安全议题,也是当前国际秩序转型期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国际金融安全具有主客交融的属性,既涉及物质层面的客观威胁,又涉及观念层面的威胁认知。金融安全研究的三种基本逻辑是权力竞争、利益互动和安全建构。从全球金融治理的视角可以将国际金融安全观界定为核心治理主体对国际金融风险的来源和性质的认知。风险来源和风险性质是国际金融安全观的两个核心内涵,分别对全球金融治理的层级和模式产生重要影响,并由此形成了一个识别国际金融安全观的理论框架。基于这一框架,二战结束以来国际金融安全观的演进主要经历了货币体系安全观、“完美市场”安全观、微观审慎安全观和宏观审慎安全观四个阶段,它们在风险的来源与性质以及治理的层级、逻辑、模式弹性与效力等维度存在较大差异。在当前国际金融体系下,国际社会的金融安全意识在弱化,大国间的金融安全观分歧和竞争正逐渐侵蚀全球金融治理的共识基础,国际金融安全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增加。     

核安全全球治理:历史、现实与挑战

核安全风险超越国界,可能跨越地区,甚至影响全球,因而核安全的治理必然是全球治理。各国对核安全风险的评估、核安全意识的养成是一个演进的过程,与此同步的是核安全全球治理。核安全全球治理经历了冷战、冷战结束和九一一事件以来的三个发展阶段,治理的主要内容随着国际安全形势的变化而调整。冷战期间的核安全全球治理主要体现为建立国际原子能机构以管理核能的和平利用,防范无核国家以发展民用核能为由发展核武器,签署和履行与核安全密切相关的国际公约、培育核安全的意识;冷战结束初期,国际原子能机构强化了保障监督能力,多边出口管制机制加强了对涉核物项出口的管控,国家间展开了实质性的核安全合作;九一一恐怖袭击之后,核安全全球治理呈现加速度的趋势,国际社会日益形成核安全共识,全球性制度建设加速,多边合作加强。经过多年努力,核安全全球治理的制度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双边和多边国际合作得到实质性推动,但核安全全球治理仍然面临如何有效减少核材料存量、如何推动相关国家切实履行国家责任等挑战。     

国际气候安全与气候技术合作困境与对策

全球气候变化正在带来严重的国际安全风险，气候问题已经与国家安全深度绑定。气候安全的治理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气候技术的选择及其全球普及程度。当前，国际社会积极利用先进气候技术实现气候安全面临着多重困难。文章对国际气候技术合作存在的障碍、未来合作方向和机制建设进行梳理，并以中美气候技术合作为例，探讨克服气候技术合作障碍的可能路径。解决气候技术合作难题，需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改革和行业技术规范的供给。中美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和碳排放国，宜进一步加强气候技术合作，履行大国责任，向发展中国家积极转让清洁能源技术，并借此契机重塑彼此互信，扩大科技领域的合作空间。     

Global climate security governance: a case of institutional and ideational fragmentation

In recent years climate change has become integrated into pre-existing, but fragmented structures of global security governance. In this article I argue that while institutional fragmentation of global climate security governance is not automatically problematic, the phenomenon of ideational fragmentation that often goes with it is highly disadvantageous to achieving climate security for people. This is because the preferences of a diverse group of security organisations/actors (in this article the Organis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satio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Pentagon) are often vastly removed from the global agenda set by the United Nations and its expressed preference for understanding climate security in terms of human security. I suggest that the first step towards overcoming ideational fragmentation would have to be the advancement of a universal definition of climate security by an authoritative source, however, given that security is for many actors a matter of perception the chances of overcoming ideational fragmentation are slim.     

深海安全治理:问题缘起、国际合作与中国策略

深海区域是重要的全球公域,其丰富的资源储备和巨大的军事战略价值成为吸引世界各国深度参与深海开发的重要诱因。近年来,各国深海力量投送的不断加强,也在国际深海领域造成了如生态安全、军事安全、经济与资源安全以及人身安全等各种传统及非传统安全问题。国际深海安全问题的出现,会对深海开发的良性发展产生严重的影响。因此,重视和加强对国际深海安全问题的治理迫在眉睫。现阶段,国际社会在相关国际法和国际机制的基础上,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国际海底管理局等国际组织和主权国家共同参与的总体治理架构。但是,现阶段的国际深海安全治理还存在着治理主体层次不够多元、军事等传统安全领域的治理相对乏力等亟须解决的问题。近年来,中国在和平利用国际深海资源方面,发展迅猛。进一步关注国际深海安全问题、有效参与国际深海安全治理,对于中国而言意义重大。在此背景下,中国可以在进一步有效感知深海安全问题、夯实参与国际深海安全治理的实力基础以及打造深海“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进一步着力。     

亚洲安全治理转型的历史分析与趋势展望

冷战对亚洲安全格局产生了根本影响，助推美国在亚洲安全格局中的主导地位，由此形成支离破碎、犬牙交错的地缘安全格局，迟滞地区国家探索亚洲安全治理的进程，导致多种安全观剧烈碰撞、相互影响并复杂互动，使亚洲形成两极之间的中间地带，为世界走向多极化创造了条件。从公共产品供给角度分析，亚洲安全治理主要存在美国主导的亚洲安全治理、东盟主导的地区安全合作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新安全观及其实践，各种类型的安全治理在现实中并存共生，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当今亚洲复杂多元的安全治理体系。中国在积极倡导新型安全理念、共同维护地区安全、探索安全治理新模式、强化大国战略互信、管控周边难点热点问题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负责任、建设性、可预期的政策和举措，并取得了积极效果。亚洲安全架构建设依然任重道远，中国要以新安全观为指引，积极推动新安全观同地区各方安全理念和治理模式对接，推进亚洲地区安全架构建设，深化同有关国家的互信合作，推动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促进亚太安全治理和推动亚太安全新格局的构建中承担更大责任，发挥更大作用，作出更大贡献。     

Re-conceptualizing State Responsibility: Human Security Protection, Confl icts and Governance

Differ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ditional national security, human security is an essential component of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Human security is influenced by multi-dimensional factors. Human security will be threatened if one or more of these dimensional factors get twisted. Such threats, once accumulated to a certain level, may trigger a confl ict. While some factors may have a low correlation with confl ict, some other factors may have a multiplying effect in triggering the confl ict. Further, confl ict may be triggered by a single factor or multiple factors. Poor governance may lead to escalation of confl icts. Deep understanding of triggering effects and their correlation with confl icts is essential to addressing the root causes and the management of conflicts effectively. Concepts of human security, state responsibility of protection and neo-interventionism have been developed in succession. Though the people-centered security framework draws global attention, it should be recognized that there is no international consensus on an optimal type of governance.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e primary responsibilities of human security protection should be rested on the government of a state. The principle of sovereignty remain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hich should be the guiding principle for addressing human security issues.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制度重叠及其应对之策

近年来,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彼此通过议题联结、成员联系和功能互动形成了密切的国际制度重叠,包括以世卫组织为核心的联合国诸公共卫生制度、以盖茨基金会等为代表的非正式公共卫生制度、以二十国集团为代表的涉卫新型国际制度以及特朗普政府试图打造的美式国际公共卫生制度。制度重叠是国际公共卫生秩序的结构性特征,可能会约束与限制世卫组织治理有效性的发挥。全球公共卫生议题的复杂性、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政治化倾向和世卫组织的治理限度决定了协同治理具有必然性和紧迫性,为此,国际社会需要秉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坚持公共卫生多边主义,警惕美国另起炉灶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冲击。同时,世卫组织发挥协同治理功能的制度化需求迫在眉睫。此外,新型国际公共卫生治理制度是推动多元制度协同治理的重要力量,将发挥愈加凸显的关键作用。作为国际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成员,中国的负责任国际承诺为国际公共卫生制度重叠提供了重要的协调路径,中国支持世卫组织发挥领导作用,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贸组织、金砖国家集团等多边制度框架内的协调配合和相互支撑,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美国气候战略及中美气候合作北大核心

当前全球气候危机加速演进,气候变化与国际战略深度融合,全球气候治理进入大变局和秩序重塑的关键时期。美国拜登政府重启气候新议程,将气候变化议题提升至美国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的中心地位,其战略目标是在全球气候权力重组、气候安全体系重构、气候治理秩序重塑中争夺主导权,拜登政府的气候战略框架已基本成型。统筹应对美国气候战略竞争风险和深入推进COP26后中美气候外交,关系到国际安全体系与全球气候治理新秩序的构建。中美唯有良性互动、拓展合作空间才能维护国际安全及人类在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     

重塑国家之责：人的安全保护、冲突与治理

与传统的“国家安全”观相比，“人的安全”观是非传统安全领域中的重要内容。人的安全受多维度影响。其中一个或几个维度出现问题，人的安全就受到威胁；威胁达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导致冲突。这些维度构成冲突诱因。冲突诱因呈现多元化。有的诱因与冲突相关度较低，有的诱因对诱发冲突具有乘数效应。就触发状态而言，冲突可能由单一因素诱发，亦可由多种因素叠加引发。如果治理失当，会导致冲突恶化。一个国家要有效地治理冲突，就应当对导致冲突的诱因及相关度有深刻理解，如此方可对症下药。人的安全概念、国家保护责任与新干预主义是相继形成的三个概念。应当说，尽管以人为中心的安全框架日益被全球关注，但应当采取何种治理形式，何种治理形式属于最优方案，在国际社会中并未达成共识。但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的精神，保护人的安全的责任首先在于当事国政府。主权原则仍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是解决人的安全问题必须遵守的根本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