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流动感知和预期如何影响居民幸福感?——公共服务满意度的中介作用和社会公平感的调节作用

民众幸福感的提升,不仅源于经济流动(即相对收入的提高),还源于社会流动(即社会地位的改善).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采用Bootstrap方法检验社会流动感知和预期对居民幸福感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社会流动感知和社会流动预期均对居民幸福感存在正向影响;公共服务满意度在社会流动预期与幸福感之间具有遮掩效应,在社会流动感知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具有中介效应;社会公平感在社会流动感知与幸福感之间、社会流动预期与幸福感之间、社会流动预期与公共服务满意度之间,均发挥着调节作用.该研究不仅揭示了社会流动感知和预期对幸福感的作用机制,还具有新的公共政策价值,即社会政策的目标定位可从弱势群体向非弱势群体拓展,回应社会流动高预期人群对公共服务治理(尤其是公平性)的关切,从而带来提升民众幸福感和获得感之效.     

全球化背景下的工会运动:以欧洲主要国家为例

文章试图通过对欧洲儿个主要国家工会密度和工会结构特征的描述,以及这些国家的工会运动发展的多样性及其原因的分析,勾勒出欧洲工会运动的基本特征.文章认为,欧洲工会运动在面对经济全球化挑战之时,工会自身应对挑战的方向和能力至关重要;同时,在许多国家出现的工会密度下降的现象,并不表明工会在现实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不再重要.在这些欧洲国家中,由于某些特殊的制度安排,工会会员虽然减少,但是工会依然可以为广大的劳动者谋取福利.     

全民健康保险与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加拿大经验对中国新医改的启示

在很多中国人的心目中,只有政府增加补贴,公立医院才能保持公益性。这一理念具有误导性。加拿大的经验启示我们,推进全民健康保险,提高医保的支付水平,让医保支付成为医疗机构收入的主要来源,才是医疗事业实现公益性的可行之路。对于医疗机构提升服务能力所需的资本投入,政府有责任给予补贴;但公共资源毕竟有限,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医疗服务领域,促进多元化办医,也是值得追求的公共政策目标。     

医保付费改革是医改核心

在某种意义上，医保付费改革是全球性医改的核心。从“被动的埋单者”转型为“主动的团购者”，对医保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在某种意义上，医保的付费环节比筹资环节更加重要，因为只有付费环节的服务水平有所提高，才能有效地推动筹资工作的开展。     

价格管制与公立医院的“以药养医”

为规范公立医院的用药行为,控制医药费用上涨趋势,政府采取了医疗服务价格管制、药品最高零售价管制、药品加价率管制等多种管制措施。但因缺乏整体约束,且管制措施缺乏对信息不对称和激励不相容的考虑,现有的管制措施未能达致抑制医药费用过快上涨的趋势,反而使医院"以药养医"现象愈演愈烈。医院/医生"多开药、开贵药"行为策略中蕴含的激励机制,也向医药产业链的上游传递,致使药企逐渐放弃对廉价药的生产。政府价格管制政策的失灵说明,对现有医保支付制度进行改革,建立医保机构与公立医院之间的价格谈判机制,才是"以药养医"的解决之道。     

行政型市场化与中国公立医院的改革

在中国的医疗领域，供方改革相对于需方改革来说正遭遇更多的障碍，尤其是公立医院的改革非常迟滞。所有的公立医院正处于行政型市场化的制度格局之中：一方面，其运营主要依赖于通过提供医疗服务和出售药品所换取的收费；另一方面。其运营受制于众多政府行政部门的干预，但也享有政府保护。医疗服务体系改革的关键就在于公立医院如何走出行政型市场化的泥沼。有两种可能的选择：其一再行政化，即卫生行政部门将分散在众多政府部门的资源配置权力集中起来，从而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对公立医院的运营进行全方位的行政管理；其二是去行政化，即公立医院走向法人化，而政府则以监管者的角色，致力于维持医疗服务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如果公立医院改革是在这两种选择之间摇摆，自然就会裹足不前。     

转型期中国社会支出的省际均等化:1998—2008年

基于1998—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对转型期中国社会支出水平的变化及省际分配的均等化进行考察,并应用基尼系数的分组分解探讨了地区差异对人均社会支出省际不均等及其变化的影响,发现:该阶段社会支出有均等化趋势,但仍呈现不均等的态势,且未能有效实现调节收入分配的福利效应。在地区间、地区内和跨地区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存在着京津沪、东南沿海、少数民族地区、东北、西北、西南和大中部地区等七个社会支出区域聚类。均等化社会支出的短期政策主要是促使冀鲁及中部省份增加社会支出,同时,中央财政加强对西部非少数民族省份的财政转移;长期政策是中央政府实施更加公平的财政转移支付和社会政策的全国统筹。     

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现状及路径选择

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是青少年形成良好道德品质、实现自我完善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家繁荣与民族复兴的战略要求。在人的成长过程中，道德、知识、健康缺一不可。可是，在市场经济大浪的冲击下，人们关注更多的是知识和能力，而对人的道德视为次之，这种观点显然是片面的。     

中国城乡社会救助筹资水平的公平性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在筹资工作上实现了高度的横向公平性,中央政府的补助金发挥了重要的拉平效应。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筹资完全依赖地方政府,其横向公平性较弱,但也在大体平等的范围之内。与此相对照,各地农村传统救济的筹资水平呈现高度的不平等性。因此,为了让各地民众享受大体平等的社会安全网的保护,推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发展是可行的途径,而中央政府扮演一定的筹资责任可以有效地推动农村社会救助体系走向横向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