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名确定的科学性

新刑法颁布后，分则条文骤增，如何对这些条文规定的罪状进行科学概括以确定适当罪名，〔１〕成为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关注的焦点。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１１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立法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同年１...     

情节犯新论

情节犯是以一定的概括性定罪情节作为犯罪构成必备要件的犯罪。情节犯之情节只关系到行为的有罪性 ;其在立法上的规定形式并不限于条文中明确规定有“情节”字样的要件 ,也包括没有“情节”二字的其他概括性定罪情节 ,如数额较大、造成严重后果等规定 ;情节犯的情节是区分罪与非罪的标准 ,与量刑无关 ,即它不包括情节加重犯与情节减轻犯。     

健全体系强化数据安全司法保护

检察机关承担维护国家数据安全和为数字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的双重职责,必须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和新发展理念。应以全面落实《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网络法治工作的意见》为契机,聚焦Web3.0时代数据犯罪的新特征,建立健全数据安全司法保护体系,依法履行数据安全司法保护职能,准确把握数据合理利用与数据犯罪的界限,加大对危害数据安全犯罪的惩治力度,加强检察业务数据安全管理,完善个人信息保护检察公益诉讼,从而筑牢数据安全底线,为数据法治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推动数字经济在法治轨道上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程序自然法作为规则自洽的必要条件——《监察法》留置权运作的法治化路径

程序自然法为留置规则的自洽性论证提供了必要条件。作为一项反腐调查举措,留置 在性质上属于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在效果上替代了原来的“两指”措施和逮捕措施,其配置方式 符合集中、高效反腐的改革目标设定。然而,《监察法》所设置的7项留置规则属于不完全的法治进阶, 其不完全性表现为：由于未区分“严重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两种留置情形,引发规则适用的内部 冲突;因选择性吸收《刑事诉讼法》的部分内容,造成法法衔接不畅;留置审批权与执行权集中后没有 引入外部监督机制,不利于人权保障的实现。法治的固有含义应以规范公权、保障私权为目的,《监察 法》除了赋予监察机关运用留置措施的权力外,更应当注重对留置适用的限制,以程序自然法为指导 精心设计留置的“两分”构造,生成内外部自洽的留置规则体系,塑造留置措施适用的法治依据。     

论大陆法系违法性判断理论的缺陷及弥补

根据大陆法系构成要件理论通说 ,当某一行为该当于刑法中规定的构成要件且不具备法定违法阻却事由时 ,该行为就是违法的。此时 ,对于违法性只要探讨是否存在法定违法阻却事由即可。然而 ,违法性判断的复杂性和构成要件的不完整性等诸多情况使得违法构成要件的推断机能有时失效 ,这就要求法官必须根据一定的价值判断补充构成要件所欠缺的违法性推断机能 ,重新产生新的构成要件 ,即开放的构成要件。拒绝或反对开放的构成要件概念是对构成要件作为违法类型的类型化的苛责和不现实要求。     

猪圆环病毒2型感染性克隆的构建

为进一步研究猪圆环病毒2型(PCV2)的致病机制和基因功能,利用PCR方法从河北保定株(HBBD0608)猪PCV2病料中获得了PCV2全基因组序列,将其定向克隆入pEGFP-N1载体,成功构建了PCV2全基因组串联双拷贝的重组质粒pEGFP-N1-2PCV2.将该质粒转染PK-15细胞并连续盲传5代,用PCR方法可以在转染后盲传的细胞中检测到PCV2核酸;间接免疫荧光可以检测到绿色荧光,表明有PCV2抗原存在.证明构建的双拷贝重组质粒具有感染性.     

中国刑法的发展方向：安全刑法抑或自由刑法

现行刑法施行25年来，以11部刑法修正案为代表的刑事立法，体现了中国安全刑法的形成之路。前十部刑法修正案的内容体现了安全刑法的逐渐形成，《刑法修正案（十一）》的颁行则意味着我国安全刑法的正式形成。当安全作为刑法保护的首要价值时，引发了法益论的全面崩溃。面对安全刑法的冲击和挑战，未来中国刑法的走向必须进行理性定位。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要求来看，中国刑法的发展方向应该是自由刑法，而非安全刑法。自由刑法才能维护法益论实质内涵及刑法行为主义，也才能维护现代刑法体系；中国刑法应树立以自由为前提的安全观，通过适度的安全刑法逐步回归自由刑法；权利自由是现代社会公民基本人权以及国家刑罚权正当化的根基，从刑法长远发展来看，中国刑法的发展方向是而且只能是自由刑法。     

刑事实体法的合规激励立法研究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在企业规模、犯罪主体、罪刑轻重、犯罪类型等适用对象方面的持续扩张，进一步加剧了刑法教义学困境，由此产生了单位刑事归责原则的重构、合规从宽处罚的法定化、涉企犯罪中自然人刑事责任的单独规定等刑法修改方面的刚性需求。企业合规刑事实体法修改完善应确立实质激励立法观，坚持合规正反双向实体法激励、事前合规与事后合规并重、单位和自然人责任相分离的立法原则，采取兼顾制度创新与体系稳定、刑事一体化双法联动协同立法、超越回应型修法的统筹激励等立法技术，并在刑法中建立合规激励机制。有鉴于此，企业合规刑事实体法修改可从单位犯罪责任、单位量刑情节、单位制裁方式、刑法分则有关罪名四个方面着手。     

网络暴力治理的法治化转型及立法体系建构

网络暴力问题是新时代国家治理过程中的重大性、交叉性、领域性难题。当前我国治理网络暴力的相关法律规定内容分散且缺乏协调配合，在权责主体、制裁措施、救济方式等方面存在制度疏漏，无法有效回应对于网络暴力问题的治理需求。积极推进网络暴力治理的法治化转型及立法体系建构，是纾解我国网络暴力治理困局之关键。推动网络暴力治理的法治化转型，既要树立协同共治理念，实现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以及法律与技术的协同，也要确立系统性法治模式，充分发挥部门法的协同共治功能。在协同共治理念与系统性法治模式的指引下，应遵循领域性立法思维，制定反网络暴力法，搭建网络暴力治理的基本法律制度框架，完善网络暴力治理配套法律法规制度，构建起网络暴力治理领域的专门性立法体系，全面实现我国网络暴力治理的法治现代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