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看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从产生至今已有近三十年的发展。[1]在这过程中,各地司法机关始终从国家未来、民族希望的高度,从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出发,探索并建立了一系列独特的工作机制,为涉罪未成年人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保护,体现了我国少年司法刑罚轻缓化的趋势和"教育、挽救"未成年犯罪人,促使其顺利实现再社会化的价值取向。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案件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使这些创新工作机制最终确立了下来,为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少年司法制度提供了法律保障。     

从自民党看日本独特的派阀政治文化

虽然日本在战败投降后接受了美式改造,但仍保留了浓厚的传统文化,包括忠诚的集团文化、纵向社会结构等,并由此形成了独特的派阀政治文化。自民党能够相对稳定地长期执政,派阀起着关键的作用。派阀的消长是衡量自民党内部权力以及权力再分配的重要指标。派阀之间的纵横捭阖造成了各派＂轮流坐庄＂。现在自民党虽然下野,但自民党派阀不会消失,日本的派阀政治文化依然在日本政治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论社会主文初级阶段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表征、本质和基本架构——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阐释

我国是在社会与国家高度同一的历史条件下进入社会主义，没有经历西方工业化国家社会与国家分化的历史时期，而“所有权、自由、平等”的社会机制和民主法治的国家制度正是这种分离所造就的，因而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首要表征为社会与国家现实的分离。但社会主义质的规定性，从所有权上消除了二者冲突和对立的社会根源——资本支配劳动，确立了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也减轻了其现代化过程中的“分娩的痛苦”。同时，这个“从根本上消除”意味着社会与国家之间仍然存在着非对抗性矛盾。这样，社会与国家之间就会形成一种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既相互制衡又相互合作的和谐关系，它需要同时建设现代化的社会和现代化的国家，以便在“现代化”这个更高层次上为社会将国家权力重新收回创造条件。     

强迫交易罪司法实务问题探讨

强迫交易罪的“暴力”程度，针对人时以轻伤为限，针对物时以“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为上限。行为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又实施强迫交易犯罪行为的，应当数罪并罚．区分强迫交易罪与抢劫罪，主要应结合“是否存在特定的交易”、“所牟取的非法经济利益超出合理价钱、费用的绝对数额和比例”、“使用暴力、威胁手段的程度”等三个方面作出综合判断。     

公民结社权与非营利组织的法律关系

通过对公民结社权的介绍,阐述了结社权与非营利组织间的法律关系。我国这几年非营利组织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关于这方面的思考也不断增多。其中结社权是非营利组织建立、发展的基础性问题。以一些发达国家相关立法为依据,对二者的法律关系作出解释和说明。     

软实力视阈下的日本动漫外交

近年来,日本在经济持续低迷与少子老龄化的背景下,努力寻求通过文化"软实力"来提高国家影响力的新途径。受美国学者约瑟夫·奈的启发,日本政府认识到"动漫"是日本的软实力资源之一,并实施了一系列动漫外交。日本政府的动漫外交促进了日本文化产业的发展,对构建国家形象和提升国家软实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人权促进发展:工具性人权论

人权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议题,而长久以来人权与发展在两条互不搭界的轨道上运行,人权与发展的结合能为人类增添更多福祉。人权是发展的目的,发展是为了扩展人权,这是目的性人权论。而人权必须以经济社会发展为基础,且人权能够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因而"以人权促进发展"的工具性人权,是人权最终得以保障的最佳路径。工具性人权有着深厚的法理底蕴、现实基础和规范支撑,人权演进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工具性人权的发展史,从古代到现代、从美国到中国的实践经验无不表明人权对发展的重大作用,世界人权宪章等国际规范性文件无不论证着工具性人权的重要价值。     

对影响我国服务业发展因素的实证分析

当今世界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轨迹中显示：服务业已成为各国着重发展的重要产业。这使得各国学者对服务业发展影响因素和服务业发展模式的研究逐渐兴起。本文通过对我国1994--2008年间三类服务业数据进行计量回归，得出实证模型，分析出影响我国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服务型政府——职能结构体系及其构建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世界性行政改革浪潮引发了服务型政府理论的探讨,为我国行政改革提供了借鉴意义。服务型政府的讨论是我国学者借鉴西方行政话语体系,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的一种改革模式,随后关于服务型政府的模式构建、服务型政府体系、服务型政府的实践总结等研究探索相继展开。服务型政府体系应当是一个政府各部分目标一致、相互协调、运转灵活、解决问题高效的体系,而职能结构是服务型政府体系的构成要素之一,是政府改革的起点,它涉及服务型政府职能结构的划分与配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