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非预期结果的产生及其评估

公共政策非预期结果作为政策的客观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公共问题的解决和政策的最终走向。对政策非预期结果的表现及其产生原因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非预期结果的评估进行探究可以为政策的调整及抉择提供基础。公共政策非预期结果产生的原因较多,如政策问题之间的关联性,政策方案的外部效应,政策方案对目标群体的"反向激励"效应,政策执行主体的目标置换行为等。对政策非预期结果进行评估需要去除因环境因素产生的非政策影响,明确评估的标准和指标,并对其正、负收益进行衡量。     

服务型政府——职能结构体系及其构建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世界性行政改革浪潮引发了服务型政府理论的探讨,为我国行政改革提供了借鉴意义。服务型政府的讨论是我国学者借鉴西方行政话语体系,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的一种改革模式,随后关于服务型政府的模式构建、服务型政府体系、服务型政府的实践总结等研究探索相继展开。服务型政府体系应当是一个政府各部分目标一致、相互协调、运转灵活、解决问题高效的体系,而职能结构是服务型政府体系的构成要素之一,是政府改革的起点,它涉及服务型政府职能结构的划分与配置等。     

近代工业增长与北洋政府——弱政府与工业增长关系的近代样本

关于民国初年国内工业发展快速增长的原因,传统观点大多持外因说即认为是一战导致的市场真空,为国内工业发展腾出空间,真正的内因即当时的北洋政府性质与特点特别是弱政府下的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模式所型构的激励结构与工业发展绩效的关联性被忽视。重新梳理并理清工业发展与政府作用之间的关联,不但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且对当下的工业发展亦颇有借鉴意义。     

文化视角下的公共政策:主体、民主性与合法性

文化作为公共政策的外部客观环境对公共政策主体、公共政策过程、公共政策内容等政策系统要素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公共政策系统总是打上了特定文化的烙印。文化通过引导公共政策主体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及其行为规范体系进而塑造着公共政策主体的思想和行为;文化通过影响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的民主性进而决定着公共政策的民主性;文化影响着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和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对公共政策的认可和服从。     

“人文素质大讲堂”的德育功能及其发挥——以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本文以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为例,分析了高职院校"人文素质大讲堂"的特色和德育功能,认为构建高职院校"人文素质大讲堂"德育功能的主要思路有:坚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构建大讲堂德育功能的价值体系;探索学校统筹管理策略,构建大讲堂德育功能的组织体系;推进文化品牌建设,构建大讲堂德育功能的活动体系;树立全员德育观念,构建大讲堂德育功能的保障体系。     

论制度设计的伦理关怀

制度是一种规则或规范的安排,一种人类的理性选择;任何制度都包含着伦理意蕴;政府作为制度设计的主体,由于其公共人的角色与地位,其价值诉求也包含着维护社会公正、公平与正义;政府在制度设计时应充分考虑制度的伦理精神,体现制度的伦理关怀。     

城市经营背景下的政府角色与职能定位

作为一种新型的城市治理模式,城市经营通过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来实现政府对城市公共资源的有效配置,是治理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有效手段。在城市经营过程中,政府角色和职能的定位尤为重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城市经营的成败。现阶段,政府的中心工作应该是"掌舵",而不是"划桨";政府应强化公共服务职能,追求公共利益;政府应努力建立良好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政府应建立科学的城市管理绩效考核机制。     

文化视角下的公共政策:主体、民主性与合法性

文化作为公共政策的外部客观环境对公共政策主体、公共政策过程、公共政策内容等政策系统要素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公共政策系统总是打上了特定文化的烙印。文化通过引导公共政策主体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及其行为规范体系进而塑造着公共政策主体的思想和行为;文化通过影响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的民主性进而决定着公共政策的民主性;文化影响着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和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对公共政策的认可和服从。     

论服务型政府体系的构成要素

近年来关于服务型政府的研究很多,但学者们大都是从服务型政府的基本问题、模式构建、实践总结等方面来研究的,而从服务型政府体系的研究甚少。服务型政府应该是政府各部分目标一致、相互协调、运转灵活、解决问题高效的体系,它涉及到服务型政府的价值体系确立、服务型政府的权责体系如何划分、服务型政府的职能结构体系合理配置、服务型政府的组织机构设置、服务型政府的运行机制有效形成、服务型政府的规章制度体系建立等构成要素。     

知识经济背景下“知识人”的管理困境及突破

知识经济的发展日益凸显知识的生产线价值,知识经济背景下的知识管理主要在于对知识承载主体"知识人"的管理。组织中对"知识人"的管理面临难于有效甄别"知识人"并进行有效激励、难以度量知识的产出及投入等困境,因而必须进行管理模式的渐进变革,要求结合社会宏观体系的调整,变革组织内部管理模式,建立和完善较为合理的知识定价机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