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辱观与法律观的纠缠

荣辱观分辨的是荣与辱，寄托了人们对于“善”的渴望；法律观是人们关于法律的看法与观念的集中表达，事关“群己权界”或“权利义务”，体现的是人们对于“真”的追求。表面上看，二者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如果我们耐心地检视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史，就会发现，法律观与荣辱观实际上是纠缠在一起的。透过法律观的嬗变历程，我们可以触摸到不同时期处于主流地位的荣辱观的精神实质。     

权力的起源:一个比较法文化的考察

权力是法学基本范畴之一,借鉴历史学、人类学的成果与研究范式,其起源可以用两种有代表性的理论模式来解释:一种是以北美易洛魁人为代表的氏族——部落模式,另一种是以中国“五帝”为代表的酋邦模式。从比较法文化的立场上看,权力起源的不同模式揭示了不同类型的权力形态和法律传统。     

走向知行合一的法治

电视屏幕上，日常生活中，屡屡出现这样的情节：签订一份看似公正的合同，却设下了一个陷阱；损人利已，居然可以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受害的一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扬长而去；上下其手，打通关节，刚劲的法律被他揉搓成一块软绵绵的泥团……，诸如此类的事件，尽管千姿百态，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当事人的一方甚至是双方，对相关的法律条文都有比较全面的掌握。他们知道法律的真实意图是什么，     

法律就像一条河

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大概都有一个关于“法律像什么”的隐喻。在我看来，法律就像一条河，它汩汩地流淌着，没有穷尽，不舍昼夜，无论魏晋。     

谈谈我国宪法的“实”与“名”

<正> 笔者认为,我国的宪法学研究基本上偏重于注释法学,即只对现行宪法条文的注释。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重要一点是: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宪法就是一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标题的文本,研究宪法就是、或者说主要是注释那篇文本。这种“唯文本”的狭隘的宪法学视野和方法,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妨碍了对现实问题的探索,由此产生的“宪法学理论”当然很难和宪政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也无法对现实提     

新农村建设呼唤法治创新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没有钱当然是万万不能的。但是,仅仅投入一些钱甚至是大把的钱,也很难建设一个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农村。因为,新农村之“新”,关键     

论立法与法学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使命

法的关系的秘密隐藏在法学家生活的那个社会中。而法学家的技艺就是深入社会、解剖社会 ,从社会中获得关于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特殊公共利益团体之间以及个人、特殊公共利益团体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认识。只有通过社会这个途径 ,法学家才能实现对法的关系的真正把握。不舍昼夜地变迁着的社会现实及其纷繁复杂的矛盾冲突 ,既考验了每一代法学家的技艺 ,也给每一代法学家展示其技艺提供了足够的舞台和空间。     

新中国论: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新中国”的诠释

11世纪初,北宋石介曾撰“中国论”一文,以诠释“中国”这个概念的思想意涵.千年以降,在“新中国”作为一个基石性概念逐渐饱满起来的21世纪初,亦应当有“新中国论”予以系统性地诠释.从法理学的角度来看,“新中国”主要指代了一种新的文明秩序,这种新的文明秩序的特质,及其与旧中国所指代的文明秩序之间的差异,可以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所包含的五个要素来描述.其中,强调“依法治国”的新中国不同于强调“以孝治天下”的旧中国,主张“执法为民”的新中国不同于主张“固本为君”的旧中国,偏好“公平正义”的新中国不同于偏好“尊卑责贱”的旧中国.此外,“服务大局”和“党的领导”两个要素,亦可以描述“新中国”作为一种新的文明秩序的两个重要维度.概而言之,党的十八大报告重申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有助于阐释“新中国”的理论内涵,可以支撑一种“新中国论”.     

制定法与习惯法之间的潜规则——可供阅读的另类秩序

制定法是一种规则 ,习惯法也是一种规则。在制定法与习惯法之间 ,还存在着第三种规则 ,即本文所讨论的潜规则。潜规则是一种值得认真对待的另类规则 ,因为它也代表了一种实际存在的另类秩序。     

“强制性视听”期待法律规制

前几天，我在乘坐市内公交汽车的路途中，观赏到了车载电视播出的一段广告，其大意是：安装在公共汽车、轮船等交通工具上的移动电视，作为一种新型的资讯传播载体，有助于更方便、更快捷地沟通商家与消费者，因为，这些移动电视不仅辐射面广，受众数量巨大，而且还有一个其他媒体难以比拟的优势，那就是视听的强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