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法治全球化法理分析

只有从历史与现实的两个角度来还原人权与主权关系所处的三元结构,并从社群主义的角度来还原人权的三元背景关系,进而借助后现代主义的分析方法,我们才能够更明确地厘清强权与主权、主权与人权之间的关系。人权的理论与实践发展到全球化的今天,国际人权救济的途径和方式依靠现存的强权利益与国际人权救济的需要相竟合的机制并不是可靠的。人权法治全球化是全球人权保障的一条根本而又可靠的战略出路。     

论西部发展权的法律保障

科学而准确地把握西部开发法治化的实质和价值取向并使其外在化与制度化，是推进西部开发法治战略实践进程的一个根本问题。西部发展权是西部开发法治化的价值内核。西部发展权法律制度的调整原则包括平等性保障原则、双重性规范原则、权力能动性原则。西部开发法治制度包括经济开发法。社会发展法、文化发展法和政治发展法四个层次。     

论发展权与宪法发展

将发展权这一基本人权导入以人权为价值内核的宪法 ,是发展权实在化和21世纪宪法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发展权的诞生发展了传统宪法的人权原则 ,并在人权主体、人权内涵和人权形式诸方面拓展了宪法人权的内容 ;而增进以人的全面发展即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为内容的发展权 ,则是实现民主宪政的基本途径 ;发展权是对传统人权观的超越 ,必然要求重新审视宪法人权的主体、含义、构成要素 ,特别是集体主体人权的法律确证和司法救济问题 ,这些问题又必然给宪法哲学和宪政实践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机遇和挑战     

论法治社会权力与权利关系的理性定位

“权力”与“权利”是公法学研究中最为常见的一对基本范畴,也是近些年来被我国法学界所广为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认为,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权力”与“权利”的“不平衡”是长期的,而“平衡”则是短暂的。特别是在近现代世界各国的宪法确认了“人民主权”的基本原则与以“控权”为基本特征的“法治”治国方略之后,“权力”来源于“权利”、服务于“权利”并保障与促进“权利”得以实现。这种新型的“权力”“权利”关系说明,“权利”相对于“权力”的优越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与肯定,成为现代国家民主法治发展的重要标志。     

论发展权与宪法发展

将发展权这一基本人权导入以人权为价值内核的宪法,是发展权实在化和21世纪宪法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发展权的诞生发展了传统宪法的人权原则,并在人权主体、人权内涵和人权形式诸方面拓展了宪法人权的内容;而增进以人的全面发展即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为内容的发展权,则是实现民主宪政的基本途径;发展权是对传统人权观的超越,必然要求重新审视宪法人权的主体、含义、构成要素,特别是集体主体人权的法律确证和司法救济问题,这些问题又必然给宪法哲学和宪政实践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机遇和挑战.     

论发展权的法律救济机制

全球社会迄今依然没能成功开发发展权法律救济机制的关键在于对发展权的可司法性缺乏应有的理论认识。发展权的可司法性无论是从价值、性状还是范围上,均可得到充分求证。而发展权侵权行为的界定则是进行救济的前提,其内在要素包括结构性侵权和个体性侵权,外在形式分为作为与不作为,尤其是从"具体性权利论"这一新理论出发,可以发现国家不作为侵权行为对发展权的重大影响。在"国际宪政关系"新视野下,发展权法律救济程序的权利义务主体及其相互关系之展开具有不同于普通人权的多元性和独特性,其互动的关系模式即权利救济机制的运行程序包括:内国的确权之诉及相关审查机制、请求国家赔偿的给付之诉,在国际上,可巧妙地将《发展权宣言》的抽象规定链接到现行国际人权公约的具体规范之中,利用现行国际人权公约设定的硬性机制予以实施。     

在冲突与和谐之间--对司法权本性的追问

科学地把握司法权的本性是司法改革与发展的关键。从本质上讲,司法是艺术司法、和谐司法与逻辑司法的三重统一。谋求在对抗与冲突下的均衡、和谐司法正是司法权的应然本性。     

发展权的后现代法学解读

发展权是新一代人权的重心,然而发展权并不为西方国家所认可。本文以后现代主义的立意和方法论,从后现代法学的视角对发展权进行解读并对其权利属性、权利重心地位加以证成;指出发展权是超越现代性的必然要求,进而证明发展权是后现代人权的基本形式;在这两个命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发展权是后现代人权法的权利重心,是后现代法学视野中人权实现的必由之路。     

二十世纪中国法理学回眸

本文回顾与探寻了二十世纪中国法理学百年发展的历史轨迹与客观规律。追根溯源,早在清末民初,由于西洋文明的冲击,国人法理意识就同维新变法和社会变革相伴而觉醒。民国时期,法理学呈现多元思想体系交错混杂的复合格局,既有所谓仿效西方的学院式“正统”法理学,又有以李达《法理学大纲》为标志的先进、科学的法理学。世纪中叶的社会革命催生出的新法理学,也历经磨难。如果说从五十年代“国家与法的理论”到八十年代“法学基础理论”的转变开启了中国法理学迈向理性化、科学化的航程,那么,从“法学基础理论”转变到九十年代的“法理学”,则标志着中国法理学从政治哲学之法理学进化到法律科学之法理学的基本完成。而法治目标模式的确定又为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法理学发展注入了新的希望与不绝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