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李昌奎案件的反思——“慎杀”自由裁量和限度

废除死刑是现代刑法的发展趋势,是社会向民主文明更进一步的表现和目标。废除死刑从某种角度是对人性的尊重,过度地为废除死刑而牵强把犯罪恶意程度降低,从而获得所谓的进步其实是相反的标杆。从发展趋势看,最终废除死刑是个漫长的过程,总趋势是下降的,但保证量刑的公正和平衡。     

抗疫催生常态化基层治理之策

新冠肺炎疫情大考,考出短板,也考出真章。在此次疫情中,各级各部门不仅动员了大量资源向基层聚集,更在基层施行不少新机制、新举措。这些新机制、新举措在抗疫一线已被证明管用、有效,不仅可为应对下一次突发事件或公共安全事件提供决策依据,也可启发平时状态下的基层治理。有的好机制、好模式可以直接施用于常态化基层治理,因为疫情大考考出的部分短板就是日常治理中存在的缺漏;有的还须进一步提炼其价值、功能,使其能够转化为常态化治理要素。为此,半月谈编辑部特别筛选、沉淀部分宝贵经验,从中圈出可供常态化基层治理施用之策,以求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镜鉴。     

潜在利益集团的规制理论:演进与重构

通过梳理传统利益集团规制理论的演进脉络,指出迄今为止的利益集团理论仍然存在几个不足,尤其缺乏对潜在利益集团的研究,规制经济学家也认为潜在利益集团没有政治影响力而将其排除于规制模型分析之外。文章试图阐明一种潜在利益集团视角下的政府规制模型,从理论上论证潜在的个体消费者如何解决集体行动困境问题,即如何完成个体利益的组织、表达和反馈等政治行动,这些问题的回答使利益集团理论从经济学回到政治学。最后提出潜在利益集团视角下政府规制的政策含义及其重点研究的四大主题。     

诈骗意图没有达到而转变占有方式和手段的犯罪定性——吴齐超、毛天赐抢夺案件的评析

本文分析一起信用卡犯罪案件,由于犯罪情节比较复杂,犯罪行为进展迅速,其中犯罪形态的转化为案件的定罪量刑到来了困难。审判人员从抢夺、盗窃和抢劫罪的区别和本案件的犯罪罪数形态上分析确定为抢夺罪。     

老一辈革命家的廉洁座右铭

毛泽东同志“三不谈”毛泽东同志从小就有远大志向。参加革命后，幢给自己规定了“三不谈”——不谈金钱、不谈身边琐事、不谈对革命无利的事情，被同志们誉为“身无分文，心忧天下”。     

抗战时期台湾同胞如何看待“七七事变”

1937年的＂七七事变＂标志着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尖锐激化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同时也给台湾人民的心灵带来强烈的震撼。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一方面,台湾人民身处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并且由于《马关条约》的规定而在法律上是＂日本臣民＂;另一方面,大陆是台湾人民的祖先故地,台湾人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台湾人在这场战争中是站在哪一边,便成为岛内外舆论关注的焦点。那么,＂七七事变＂后台湾人的真实心态究竟如何呢？有的论者提出：     

台湾革命同盟会抗日爱国斗争述论

抗战时期，在大陆的台湾人纷纷投身祖国的抗日洪流，并于1941年在陪都重庆成立台湾革命同盟会，集合各地区台湾人主要抗日力量，为抗战胜利和台湾的光复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长期以来，曾有某些分离主义论者声称台湾人对祖国抗战漠不关心，台湾革命同盟会的抗战史实充分证明了台湾人民对祖国和台湾的深厚感情，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台湾人非但没有缺席，恰恰相反，他们在反分裂、迎回归的斗争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公共权力的异化及其制约监督机制

关于当前中国腐败的本质及其成因，学术界众说纷纭。其实，腐败的本质就是公共权力的异化（公共权力的滥用和私用），而公共权力的异化则源自国家公共权力及其行使者内在矛盾的两重性。只有构建公共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机制，才能从源头上预防和遏制腐败行为。探索公共权力异化的根源及其制约监督机制，有助于推进反腐倡廉工作的深入展开。     

浅谈”快”字工作方针在自侦活动中的运用

在自侦案件中,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毁灭、假造证据、转移赃款赃物,反贪侦查必须善于抓住时机,快反应、快出击、快取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犯罪分子容易隐匿、毁灭的主要证据固定下来,使犯罪分子没有喘息之机,以快制胜,以快追赃,以快突破关系网,否则,反贪侦查工作将陷入被动,处于重重困难之中。 要加快办案速度,就要从案件受理开始,从每一个环节抓起,真正做到五快:决     

警惕“规范”的形式主义

这些年,一些地方发生了这样那样的重大事故,其背后都有形式主义作祟。对此,人们不禁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形式主义屡禁不止?为什么搞形式主义的人能屡屡得手?一个重要原因是形式主义在一些地方已经"规范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