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建立——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关于当前办理轻伤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条诉讼法理的解读

轻伤犯罪案件属于多发性的轻微刑事案件,在刑事案件中占有很高的比例。为了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妥善处理社会矛盾,提高刑事诉讼效率,实现办案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省高级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日前针对轻伤犯罪案件,联合颁     

证明力与证据能力规则演变规律探究——我国证据规则立法方向的理性选择

证据规则立法演变呈现出如下规律:首先,在证明力问题上,法官的判断经历了从不自由到自由的过程,证据证明力日渐脱离法律的规定,而进入法官自由裁量的范围;其次,证据能力属于法律问题,应当成为各国证据立法的重心所在。我国当前证据立法与上述规律背道而驰,其中,证据能力规则不仅数量稀疏,而且质量不高;相反,证明力规则却显得相当庞杂,占据了证据规则体系的主干地位。为此,在将证据立法重心由证明力转向证据能力的同时,又要防止矫枉过正。一方面,我国尚未形成自由心证约束机制,仍然需要一定的证明力规则来制约法官的心证;另一方面,我国当前证据资源有限,证据能力排除规则又不宜规定过多,以避免对案件事实真相认定产生障碍。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专家法律意见的规范化

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导致刑事法律的复杂化 ,加之我国尚未形成专家型法官职业群体 ,因此 ,专家法律意见在我国刑事诉讼实践中具有存在的必然性。笔者参照两大法系国家对专家鉴定意见的规定 ,就我国专家法律意见的若干问题进行了研究。其内容主要包括 :专家法律意见的性质与特征、内容与形式以及质证与采证问题 ,并提出了专家法律意见质证的相关配套规则。     

多种证据材料互相矛盾时的被告人年龄认定

面对互相矛盾的多种证据材料,在认定被告人年龄时需要注意:1.应当首先使用居民身份证、户口簿、户籍证明等法定身份证件;2.当户籍证明等法定证据与被告人供述的年龄出现矛盾时,应当及时收集出生证明、计生办证明、学籍证明等原始证明材料以及证人证言等;3.如果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经审查能够证明被告人真实年龄的,可以排除户籍证明等法定证据,以其他证据来认定年龄;4.当上述证据材料与户籍证明之间存在矛盾,无法予以排除时,对被告人量刑时应当留有余地。     

“治愈”抑或“缓解”:死刑复核程序的功能评析——死刑复核程序功能之不足与补足

死刑复核程序具有纠正死刑错误、统一死刑标准以及削减死刑数量的功能.然而,自80年代始,为"从重从快"打击犯罪以扭转社会治安状况,多数案件的死刑复核权被下放到地方高院,死刑复核程序的上述功能在普通案件中消释殆尽,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死刑数量失控,适用标准不一,并接连发生了一系列以杜陪武、佘祥林案为典型的重大刑事冤错案件,死刑复核权收回最高法院成为众盼所归.     

我国判例制度的建立

一、判例制度在我国存在的必要性 (一)成文法的缺陷是引入判例制度的根本原因 一方面,成文法典必然存在着空白和漏洞。这是因为:首先,成文法典必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而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使得法律每天调整的社会关系处于一种变动不居的状态。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社会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和频繁,大量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使得成文法的稳定性与社会关系     

论陷阱抗辩的证明责任分配

诱惑侦查是一种对付某些犯罪的有效侦查方法,但如果超过合理限度就会转化为陷阱侦查。陷阱侦查不仅与侦查机关的职责相悖,而且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为了对陷阱侦查行为进行有效规制,并为被告人提供有效的救济途径,除了需要明确陷阱侦查的判断标准以及法律后果之外,更重要的是合理地分配证明责任。根据证明责任的分配原理,在陷阱抗辩中首先应当由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     

同案被告口供的证明力研究——补强证据规则的具体运用

为了防止偏重口供并担保口供的真实性,各国大多设立了补强规则,规定被告人口供需要补强才能定案。在该规定是否适用于共犯口供问题上,尽管理论界通常认为共犯口供同样需要补强才能定案,但司法实践中却将共犯口供作为补强证据来认定犯罪事实。这说明对于共犯口供的证明力不能一概否定,而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同案共犯口供在一般情况下需要补强,但在满足一定条件时可以无需补强直接定案;非同案共犯与同案非共犯口供一般无需补强即可作为定案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