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中俄能源企业合作“瓶颈”的对策分析

中国与俄罗斯地理相邻,需求与供应互补,能源合作空间非常广阔。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俄能源领域便开始合作,但多年来,合作步伐非常缓慢,其主要原因在于缺少中俄能源企业间的合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是经济社会中最活跃的因素,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中俄能源企业合作的水平决定了中俄能源合作的深度。中俄能源企业合作是深化中俄能源合作的重要途径。在中俄能源企业合作的进程中有成绩,也存在问题。突破能源企业合作的"瓶颈",是实现中国与俄罗斯在能源领域更深层次合作的关键所在。     

论民事立案调解机制

立案调解制度是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探索并实施的一项重要司法制度,在我国审判制度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加强立案调解,促进诉讼调解与社会矛盾纠纷的大调解机制相结合,对于和谐社会建设和保持社会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谐司法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目前民事调解制度的运行现状并不乐观,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要继续完善立案调解的法律法规,加强对立案调解工作的重视,建立立案调解的激励机制,并且创新立案庭机构模式,进一步深化立案调解认识,主动站位,能动调解,深入推进大调解工作,为和谐社会构建做出积极贡献。     

基层社会组织生长的政策支持:基于资源依赖的视角

资源依赖理论认为,组织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外部环境提供的必要资源,资源的供给和获取建构着组织与环境的关系。从这一视角看,我国基层社会组织的生长动力来自市场经济资源、公共服务资源和社会需求资源的释放,但在现实中却面临着资源不足、过度依赖政府以及非营利性误读导致的政策约束等问题。在国家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战略架构下,政府要有效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必须善于把社会组织的资源依赖转化为政策工具,既为社会组织的活力拓宽空间,又对其发展方向进行引导规范,进而实现基层社会组织既有活力又可合作的制度目标。     

美国通用破产重组的启示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曾拥有百年辉煌的历史,至2009年6月1日,却走向正式申请破产保护之路.通用破产的原因主要有雇工成本过高、创新精神丧失、环保意识薄弱、应对金融危机失策,以及政府与高管层在某些决策上负有的不可推卸的责任.通用破产重组的过程至少启示我们思考三点:我国特大企业的破产问题、破产重组信息透明化的问题和工会持股的问题.     

企业文化与职工文化建设

职工文化与企业文化之间有着密切联系,职工文化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企业文化落地生根的重要实现形式.职工文化建设要做到“两个结合”,即职工文化与企业文化相结合、职工文化与职工素质提升相结合；“三个衔接”,即提高职工思想道德素质与企业精神文化建设衔接、提高职工技术技能水平与打造企业学习型文化和创新型文化衔接、职工文化娱乐活动与企业行为文化衔接；“四个平台”,即思想教育、读书活动、兴趣小组和创建活动.     

优化党员队伍结构 强化执政意识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必须强化党的执政意识。近年来，党员队伍结构有了较大变化，呈现出进一步合理化的趋向。认真分析党员队伍结构的变化，可以看出这些变化既为新时期强化党的执政意识带来了新的机遇，也在执政意识的教育、创新、整合等方面提出了挑战。新时期，党应该适应党员队伍结构变化的新趋向，积极探索有效的党员教育培训制度、积极培育执政意识的创新机制，以最终强化党的执政意识，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打下坚实的组织基础和思想基础。     

以人为本及其与人道主义、集体主义、生态主义的关系——兼论马克思主义价值体系

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价值原则.作为价值导向,以人为本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的全部领域.在人和人的关系领域,以人为本体现为人道主义价值诉求.在人和社会的关系领域,以人为本体现为集体主义价值诉求.在人和自然的关系领域,以人为本体现为生态主义价值诉求.马克思主义价值体系是以人为本为核心的人道主义、集体主义、生态主义相统一的价值体系.     

古希腊正义思想及其当代回应

在人类思想史上,正义或公正范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最早的正义思想产生于古希腊神话中,而从哲学的高度讨论正义问题始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则作了更为全面的论述。柏拉图将正义与德性、社会分工紧密联系起来。亚里士多德除了认真给正义下定义以外,还提出了关于分配正义的两个难题。古希腊正义思想对当代正义观有深刻的影响:麦金太尔的“正义是美德”的思想受柏拉图、亚氏影响甚深,而罗尔斯的“作为公平的正义”与诺齐克的“作为权利的正义”之争正是对亚里士多德关于分配正义的两个难题的当代回应。     

关注人口问题 构建和谐大连

大连市人口总量呈上升之势,对资源环境和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要控制人口总量的上升,解决由此产生的各种问题.构建和谐大连,必须采取有力的措施,当务之急是要做好大连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工作.     

数字时代反规避权立法的比较与反思

反规避权系版权法为应对数字时代的挑战而创设的一项与传统的著作权截然不同的权利。反规避权自问世以来,不断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而且事实上也产生了诸多的消极影响。在各国的立法例中,虽然有关反规避权的制度安排不尽相同,但对于反规避权的消极作用的法律规制均存在一定的缺陷。我国在给予反规避权保护的前提下,更应该尽快完善对于该项权利行使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