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视域下猥亵类犯罪保护法益的重释

目前,网络猥亵行为后果严重却缺乏合适罪名规制,司法机关只能通过猥亵概念的扩张乃至类推解释将其入罪。传统法益观点无法为网络猥亵的界定提供帮助,也缺乏说理功能,因而需要对猥亵犯罪的法益进行重新解释。猥亵犯罪的法益应界定为个人法益中的性维持权,性自由是违法阻却事由而不是本罪保护法益。性维持权以法益主体的人身为核心,不涉及法益主体人身控制行为。单方发送性淫秽信息、偷窥、偷拍等行为不符合猥亵行为定义,属于类推解释。虚拟性侵中不存在法益主体,没有刑法意义。VR性侵破坏了他人的性维持状态,属于猥亵行为。     

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若干思考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为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提供了纲领性的指引。当前,我国社会治理领域仍面临着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的困境和社会矛盾风险积聚凸显、利益诉求多元化的挑战,我们拟对这些困境和挑战进行系统阐述,并提出相应的化解对策和路径。     

春节回乡见闻

农民工专列上的人间万象 2015年2月14日晚上,我乘坐湖北省麻城市政府为在北京务工的农民工开设的专列回乡.火车站临时候车室的空气中飘着方便面的味道,大多数人在低头看着手机.来来往往的警察拿着喇叭、戴着袖章,像工蜂一般维持着这个临时“蜂巢”的秩序.     

撰写干部考察材料“五忌”

干部考察材料，是干部思想品德和工作表现的真实反映，是上级研究干部任免的重要依据。因此，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认真对待干部考察材料的撰写。一忌随意应付。有的人考察中不够深入，了解和掌握的情况不多，撰写考察材料时，责任心不强，造成语言雷同，千人一面，反映不出干部的个性和特点。甚至对有的不清楚的地方想当然地胡诌几句，造成一些内容失真。二忌近因心理。考察材料应该建立在平时观察了解的基础上，才能全面地、历史地反映干部的德才和表现，不能只根据最近一段时间的表现一锤定音。近因心理往往导致拔高或贬低对干部的评…     

加强对干部非正式群体的引导监督

干部非正式群体是一种由于干部情趣一致或爱好相仿．利益接近或观点相同．彼此需要着原因，自发或自然形成的、以心理或情感力量维系的人数弹性较大的群体。其实质就是干部的“交际圈”。无论对工作、学习还是生活，干部非正式群体都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它既可以起到推动作用，也可以成为一种阻力。当前，认真研究．正确对待、科学引导干部 非正式群体，对切实加强干部管理监督．推动各项工作开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一、干部非正式群体 的主要特征 １、形成的自发性。干部非正式群体通常都不是由 哪级组织或哪位领导者有意组织或精…     

“留守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保护问题研究

青少年是人类未来的希望,青少年的培养工作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与国际接轨更加迅速、快捷,但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二元城乡体制的逐渐打破,"留守未成年人"成为近年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伴生群体,这个群体也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其在青少年违法犯罪中具有鲜明的特点。"留守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有其个体、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等多方面,如何预防和控制,同时保护留守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减少留守未成年人犯罪成为社会的一个热门话题。     

谈肇事车辆检验鉴定的方法

公安机关道路交通管理部门认定肇事车辆,除了侦查访问和路面监控的证据之外,最直接有力的就是刑事技术的检验、鉴定结论。文章结合实例,通过对＂整体分离＂、＂物质转移＂和＂软性接触＂痕迹物证的分析,从而准确认定肇事车辆。特别是＂软性接触＂痕迹物证方法的应用,拓宽了物证检验技术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中的检验范围,为公平公正地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提供了科学依据。     

走向多元善治: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机制初探

党的十九大报告从推进制度建设的角度提出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思想和要求,这是对以往"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认识的拓展和理念的升华,为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供了纲领性的指引。本文重点解读社会治理在中国的发展脉络,强调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重大意义,最终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实践路径。     

无土不绿有水皆清——维也纳印象

奥地利，8万多平方公里，800多万人口，山地为主，森林广袤，阿尔卑斯山和多瑙河穿境而过，盆地、丘陵、高原，依次过渡，再加上两个很大的湖泊，到处山清水秀。国家虽小，但迄今为止已有八处被联合国敦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论教唆犯刑事责任的边界——以《刑法》第29条第2款为中心的展开

确定教唆犯刑事责任边界的核心在于选择合理的共同犯罪体系,重点在于把握共同犯罪流程演化与因果关系变动。区分制与教唆犯从属性原则在教唆犯与实行正犯之间建立三重因果关系,确保了构成要件的定型性、违法的共同性与责任的个别化,是明确教唆犯刑事责任边界的前提。基于此,以《刑法》第29条第2款为主线,根据犯罪流程的演化及因果关系的变化可知:被教唆者的行为尚未进入预备阶段,不存在犯罪性问题,教唆者绝对不可罚;预备犯之教唆者相对可罚,为照应预备犯的处罚规则,应将《刑法》第29条第2款的处罚规则改为"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在被教唆者僭越共同犯罪合意的场合,应根据教唆之罪与被教唆者实行之罪在构成要件层面的关系来具体归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