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参与能否带来治理绩效？——以温岭市为例

参与式治理是与政策有利害关系的公民个人、组织和政府一起参与公共决策、分配资源、合作治理的过程。当前关于参与式治理的研究大多基于理论层面的假设，缺乏实证层面的验证。文章以温岭市为例，依托中国治理评估指标，从经验层面探讨公民参与能否带来治理绩效以及参与带来治理绩效的条件，从而为中国地方政府更好地实现基层民主治理带来启示。     

公民文化与民主治理机制的巩固和可持续性——以温岭民主恳谈会为例

民主治理机制的可持续性,依赖于公民文化的成熟,而公民文化成熟的一个标志就是民主治理成为一种习惯,成为官民的共识。因此,需要从习惯的形成、共识的达成等方面来推进民主的巩固、民主治理机制的可持续性。本文以温岭民主恳谈会为例加以讨论。从公民文化角度来看,民主恳谈会经历了三个阶段:公民文化的萌发阶段、公民文化生长促使转向民主治理方向阶段和"准参与式的公民文化"阶段。研究表明,温岭民主恳谈会的经验已经蕴含着公民文化的基本内容。基于温岭民主恳谈会的经验,一个基本的结论是,公民文化的形成是现代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唯有得到公民文化的支持,民主治理机制方能得到巩固并且健康持续地运行下去。     

解决好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的重要议题

现在的农民市民化涉及两个相当具体的问题:一是进城后原先在农村的一些权益主要是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如何维持与保障;二是进城农民住房用地指标的保证与使用。这两个问题对于推进城镇化进程包括农民市民化来说十分重要,因为土地就是进城后农民的社保,“安居”才能“乐业”,所以,土地上的权益、落户城市的住房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土地就是进城后农民的社保,“安居”才能“乐业”。     

拓展空间载体，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

<正>对于如何进一步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需要考虑很多因素,空间载体理应列入需要考虑的清单之中。全过程人民民主需要并且只能在时间与空间中展开。其实,过往多年的发展经验已经表明,空间载体建设对于中国民主政治的推动作用是明显的。民主政治需要空间载体民主的本质是一种开放的公共性政治,具有开放性与公共性的特点。它不是私人政治,也不是密室政治,     

破格提拔干部要有新"官"念

官员提拔过程中"看不见"的"台阶"包括论资排辈式和身份式的"台阶"、惯例式的"台阶"两类情形。要想打破官员提拔中"看不见"的"台阶",就应该将其"显性化",需要以观念上的"四改变",助力新"官"理念之塑造;提升透明度,推进制度化建设;以"非级别性台阶"和特别通道解决官员晋升中的"天花板"问题,并将其嵌入到显性的制度、规则之中。     

代表社会亦或调节社会？——中国地方公共领域研究述评

乡村公共空间的重构是当下我国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回顾近四十年海内外的中国地方公共领域研究不无裨益。早期研究采取自由型公共领域理论，认为地方公共领域产生于同国家相对的社会之内，强调其代表社会的功能。晚近研究采取中介型公共领域理论，认为地方公共领域存在于同国家相对的社会之外，强调其调节社会的功能。它们总体上都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宏观与中观层面上运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作为一种拓展研究，也许可以关注被忽略的公共领域交往模式，从微观上探讨地方公共领域的联结社会功能。这可能为当下乡村公共空间作用研究提供某种参考。     

民主财政与中国“三公”的治理

“三公”，即中国政府部门人员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招待费三项费用之简称。民众急切地期盼着“三公”能够真正的公开透明，但是中央政府各部委却以种种理由推诿，即便公布出来的账目也是让人一头雾水，而除少数几个省市外绝大多数地方政府何时能够公布其“三公”则不得而知。“三公”支出比例之高就是中国行政成本位列为世界最高之行列的一个重要表现。治理“三公”问题，除了具体技术、规范等改进外，根本的出路在于进行体制改革，建立现代意义的民主财政。     

谨防特殊利益集团“梗阻”改革

科学发展观不只是中国发展方式的转变或变化,其实质就是利益格局的大调整。科学发展观就是要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障碍三既得利益62.2%的受调查者选择"既得利益群体",该项得票率列科学发展十大障碍第三位表现:既得利益群体利用法律体制等漏洞,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牟取暴利。比如,十年来一线城市的房价翻了几番,房价调控越调越高,成为政府与百姓心中的共同痛处,房地产既得利益群体的狙击让每次调控成效难显。症结:科学发展的推进就是体制改革的深入,这自然会损害到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他们自然     

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方向与路径

正构建政府和社会关系的新内涵是中国社会管理体制转型或创新的方向。从主体上讲需要由一元向多元的转变。这个转型的方向其背景就在于改变社会管理体制的政府一元核心格局,就是增加政治决策中社会力量的参与,公民参与到涉及需求、利益等日常社会管理事务的讨论之中,     

不应站在道德制高点来批评报考公务员

公务员热是否应该降温或适当降温不是重点。人们大可不必从经济学、人力资本角度来分析说,公务员热是资源分配不合理,或者一种浪费。道理很简单,公务员热是由一个个有名有姓、有着各种目的和理由的个体所组成的现象。也正因为如此,拐点是不是该出现是一个不太要紧的事。从我的经验包括我的学生报考情况来看,所谓拐点并没有出现。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