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刑法学中的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之争及中国的选择

刑法理论在关于违法性的本质问题上存在着行为无价值论和结果无价值论的争论。日本刑法学者相关讨论亦影响到我国刑法学界。我国学者的讨论立足于现行立法规定而展开,在犯罪成立条件问题上批判了现有的四要件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学术特征。中国刑法学须接受结果无价值论,其原因有四:第一,形式违法性中的违法性,是指行为违反实定法规;第二,在所谓违法二元论的场合,在进行违法判断的时候,结果无价值与行为无价值这两者都应予以考虑;第三,在对行为是否违法进行判断的场合,若坚持行为无价值论,则故意、过失也好,责任能力也好,都成了违法判断的对象,导致有责行为的不必要;第四,坚持结果无价值一元论还可以直接解决物的不法问题。     

社会观念视域中的中国婚内强奸问题

婚内强奸,在西方过去是被合法接受的,而现在则成为犯罪,社会观念在促成这一变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中国,婚内强奸法在实践中运作的并不好,关键也在于社会观念因素的制约作用。中国婚内强奸法的运作问题的解决,所需要的不是更好地立法技术,或仅仅是制定法的完善,而是一个更为适当的社会观念基础。     

论生理醉酒犯罪的刑事责任——比较、分梳与改造

“醉酒的人犯罪 ,应当负刑事责任” ,这是我国《刑法》第18条第 4款所确立的醉酒人应对其触犯刑律的危害行为负刑事责任的原则。这一原则从总体上看是正确的 ,但也有很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 ,如醉酒是否属于精神障碍 ?醉酒是否可以导致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的丧失 ?病理性醉酒人实施危害行为是否应负刑事责任 ?对醉酒及其后实施危害行为既无故意也无过失的醉酒人 ,是否应负完全刑事责任或部分刑事责任 ?《刑法》条文规定得粗疏导致刑法学界在有关醉酒犯罪的刑事责任问题上产生较大的分歧。司法精神病学的实证研究表明 ,酒精可以引起精神障碍。…     

论刑法适用中的隐性不平等--以刘海洋案为视角的考察

在我国刑法的适用过程之中存在着隐性不平等问题 ,并且 ,这一问题基本上脱离了学界的研究视野。面对刑法适用之中的隐性不平等问题 ,应当在刑法基本原则的整体框架内理解罪刑平等原则 ,并且要在制度创新和裁判者素养提高的双重规制下抑制刑法适用之中的隐性不平等问题     

论目的确定的推定化

在对于目的犯中的目的的确定过程之中,存在着一种目的确定的推定化的有力主张。本文结合我国学者和日本学者的既有研究,在首先界定了目的确定的推定化与主观要素的客观化之间的相应关系的基础上,指出了对待推定必须既积极又慎重。文章在厘清了推定的概念、特征与要件之后,详细论述了本文意义上的目的确定推定化的三层含义:作为例外的推定、允许反驳的推定和必须限制的推定,在此基础上展开了文章对待目的确定推定化的基本立场。     

论检察机关在刑事和解程序中的角色与职能

近年来，刑事和解作为一种新型的刑事案件解决方式，不仅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同，各地检察机关也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与尝试。刑事和解是对传统罪刑法定、罪行均衡、程序正义等侧重犯罪惩罚、     

累犯情节前置论

对累犯宣告拘役刑是否存在法律适用错误,与如何把握《刑法》第65条规定的"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有关。最后考虑累犯情节的做法可能不利于被告,并且会存在着将法官导入先入为主之误区的危险。判断是否"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应该只根据与后罪本身直接相关的犯罪事实,在确定了是否成立累犯之后再考虑其他的与行为人的可谴责性有关的案前或者案后情节,这种将累犯情节前置的思考方法有"严而不厉"的理论支撑。     

关于德日犯罪论体系的若干辩驳

对于现行的犯罪构成理论,学界存在着主张维持现状的"维持论"、主张修修补补的"改良论"和主张推倒重来的"重构论".目前,维持论日益式微、重构论逐渐有力而改良论可谓似是而非.与从正面论证阶层式的犯罪论体系较之我国平面的体系所具有的优越性同样重要,就改良论者所提出的一些论断予以反驳,也是我们在正面主张重构犯罪构成理论时所面临的一个必需的理论课题.     

恶意散布他人捏造事实行为之法律定性

明知是他人捏造的事实而恶意予以散布以败坏他人名誉的行为如何定性,在刑法理论上存在不同的理解。无论其被认为构成诽谤罪的正犯还是共犯,都存在解释上难以跨越的障碍。同时,将此行为定性为侮辱罪也会带来新的问题,甚至有将侮辱罪视为口袋罪之嫌。尽管这样的恶意散布行为在情节严重时具备刑法上的可罚性,但在现行刑法的规定面前,对类似行为只能作无罪处理。通过立法变动将类似行为纳入诽谤罪的法网实有必要,而在中国当下,比对个案的实质正义更为重要的,应该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信仰和坚守。     

“躲猫猫事件”发生的根源在于制度性缺陷

躲猫猫事件之所以发生,牢头狱霸现象的存在是直接导火索,看守所归公安机关管理是制度性根源。如果能做到将看守所交给司法行政机关管理,看守所能够相对保持其中立的立场,就具备了保障在押人员的实体与程序性权利的体制前提。此外,还应完善检察机关对于羁押行为的监督。如果司法工作人员在得知事实真相之后故意隐瞒,应当在刑法上入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