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立法的新进展——从重庆市律师协会完成两项立法调研课题说起

“《重庆市地方法规立法需求》调研报告”和“《重庆市中介组织管理条例》调研报告”两个课题自5月份委托以来，市司法局领导高度重视，市律师协会精心部署．成立了统一的“立法调研课题组”，设计了符合科学规范又切实可行的课题实施方案和调研技术路线，投入了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两个课题小组的律师、工作人员全力以赴，保质保量地完成各项调研任务。现在，     

亲属权利的法律之痛——兼论“亲亲相隐”的现代转化

中国古代"亲亲相隐"是一种亲情伦理立法,现代东西方主要国家法律都确认由亲属身份而自然获得的某些例外特权,这是一种亲属权利立法。我国现行法律在否定"亲亲相隐"的亲情伦理立法以后,却没有确立亲属权利立法原则,这种传统与现代的断裂导致诸多尴尬和悲剧,"佘祥林案"中佘母的不幸遭遇即为典型。本文阐释古代"亲亲相隐"亲情伦理立法和现代亲属权利立法的各自特点,论述法律确认亲属权利的必然性和迫切性,探讨古老"亲亲相隐"对确立我国现代亲属权利制度的正面价值及其在现代人权理念之下的创新转化。     

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应回归礼法体制--王占通《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史新论》序

收到占通兄邮发过来的《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史新论》（以下简称《新论》）全稿时，着实吃惊不小。记得他早在1989年就离开吉林大学法学院调往长春出版社做编辑了，哪来那么多时间和精力钻在古纸堆里撰写这些纯学术性的论著？！在电话里，我就对他说，足见你对这个专业的挚爱和执着。     

追寻中国宪政的童年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中国社会历经半个多世纪的转型时期。在外部因素的刺激下,宪政观念开始萌芽,并催生了20世纪初蓬勃的宪政运动。虽然这个时期在中国宪政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从整体来看,却是处于宪政的童年。中国宪政童年的特征为君主宪政、官绅宪政、救亡宪政。但因对宪政工具性的理解以致中国宪政运动从一开始便偏离了宪政的实质。     

儒家义利观与中国民法文化

儒家义利观与中国民法文化俞荣根一、儒家义和现再剖析儒家义利观是儒家经济伦理和法律伦理的主于和核心．目下人们提及儒家义利观，大多以＂重义轻利＂四字笼统概而言之．因为太笼统，因而在进行更为深入具体的法文化研讨时，往往难切要义，也难免似是而非．譬如，＂轻利...     

文化力：发展两岸经贸的深层基础

2005年7月18日晚上，香港凤凰卫视台“时事开讲”栏目主持人董嘉耀先生与嘉宾石齐平先生“开讲”两岸关系问题。石齐平先生认为，大陆是绝不允许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大陆解决台湾问题将综合运用四种“力”：经济力、政治力、社会力、军事力。笔者以为，这四“力”固然很实在，很重要，但还有一种力中之力——“文化力”!它虽是软力、隐力，却无处不在，也无坚不摧。如果说，把发展两岸贸易主要视为经济行为，归属于和平统一战略中的“经济力”，那么，运作这一“经济力”的深层基础则是“文化力”。一、两库自由贸易区：走向务实从1979年到2004年，台商在大陆的投资累计超过5000亿美元。截至2005年5月底，大陆累计批准台资项目6.5万多个，合同利用台资827.65亿美元，实际使用台资405.8亿美元。“按实际使用金额统计，台资在大陆吸收的境外投资中排第六位。现今，有近7万名台商在大陆创业，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正在慢慢融入大陆社会。截至2005年5月底，按照投资方注册地形式统计，两岸间接贸易总额累计已达4381.85亿美元，其中大陆对台出口715.08亿美元，大陆从台湾进口3666.77亿美元。由此可知，台湾顺差达2951.69亿美元。大陆已成为台湾最大的出     

大陆中国古代法律史研究概述

大陆中国古代法律史研究概述俞荣根编者按：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２１－２９日，我校俞荣根教授随同大陆法学家一行１５人应台湾东吴大学校长章孝慈先生邀请，赴台参加“第三届海峡两岸法学学术研讨会”，向大会提交了《中国古代社会法律史研究》的学术论文并在会上作了学术报...     

孔子反对铸刑鼎就是反对成文法吗?

人们常用孔子反对晋铸刑鼎的事证明孔子反对成文法,反对“法治”。诚然,孔子在晋铸刑鼎后说过“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和“民在鼎矣,何以尊贵”的话,但对他讥铸刑鼎一事应当作历史的考察和具体的分析。如,《周礼》的《天官》和《秋官》等篇都有悬法于象魏的记载,这还可以从《左传》     

诚信:一个历久常新的民法原则——《论语》与我国民法文化刍议

<正> 孔子和《论语》有没有法思想?能否从法文化的角度进行研析?现在已是不成为问题的问题了。不过,过去我们对孔子和《论语》的法思想研究大多注重其德主刑辅、以德去刑、以礼治国等方面,它是孔子和《论语》法思想的一个主要内容。笔者近日再读《论语》,却忽发奇想:它与我国民法文化有何关系?于是,思路竟折入其中。民法是商品经济关系的基本法。中国古代农业社会中,商品经济不发达,当然不可能有成熟的民法。“重刑轻民”,早已是法学界对中国古代法特征的一个定论了。然而,古代中国毕竟还是有不发达的商品经济。春秋战国时的城市、市场、贸易和货币都有相当的规模。事实上,中国古代固然缺乏调整民事法律关系的独立的法典法,但这方     

东汉“律三家”考析

公元一世纪的东汉有三大律家,但他们究为何人,文献不详。考诸史籍,参酌时论,可以认定,"律三家"指郭躬、陈宠、杜林及其各自所代表的律学流派,其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促进了东汉律学的繁荣。日本和我国台湾学者的有关观点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