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著作权意义上的“发行”——兼评两高对《刑法》“复制发行”的两次司法解释

著作权意义上的“发行”与日常口语中的“发行”在含义上存在较大区别。著作权意义上的“发行”不限于“第一次发行”或“总发行”，但它必须以转移作品有形载体所有权的方式进行。而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两次出台的《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却以日常口语中的“发行”代替著作权意义上的“发行”，将“通过网络传播作品”的行为错误地“视为”《刑法》第217条中的“复制发行”，同时错误地将“复制发行”解释为“复制或发行”，不仅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之嫌，还导致了《刑法》第217条与第218条之间的冲突。     

论体育赛事现场直播画面的著作权保护 ——兼评“凤凰网赛事转播案”

体育赛事组织者只能凭借对赛事场所的物权设定他人入场并进行直播的条件,不能根据自身的章程原始取得对直播画面的著作权或邻接权。由于在对体育赛事进行直播时,摄像机的设置需要遵循一定规范,且导播对画面的选择需要满足观众的稳定预期,因此独创性程度有限。我国《著作权法》并未将“固定在物质载体上”规定为作品受保护的前提,同时还规定了用于保护广播信号的广播组织权。降低对独创性的要求、将直播画面认定为作品,将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使广播组织权的意义。因此对现场直播画面的保护,应当通过完善《著作权法》对广播组织权的规定加以实现。     

三论“信息定位服务提供者”间接侵权的认定——兼评“泛亚诉百度案”一审判决

专门用于搜索音频文件的搜索引擎具有"实质性非侵权用途",因此不能仅因为音频搜索引擎目前被多数用户用于搜索侵权歌曲,而认定服务提供者具有主观过错.如果权利人向搜索引擎服务提供者发出的通知中不含有能够合理定位侵权内容的信息,则不能认为服务提供者"应知"侵权内容而要求其断开所有相关链接.在服务提供者并未宣传音频搜索引擎侵权用途的情况下,不能仅以服务提供者没有使用过滤机制,以及其获得了经济利益,而认定其构成引诱侵权.     

植物新品种保护体制研究

对与植物有关的发明,特别是对植物品种权(或称育种权)的保护,是20 世纪以来知识产权法的新发展。它是农业领域科学技术进步和商品化的必然结果。植物新品种是指通过育种和各种现代栽培技术而产生的,具有人们所希望特性的农林新品种,如抗旱性、对土地条件的适应性、高产性、花叶或果实有特殊的颜色或味道等,对于提高农林业产量和农林产品质量、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促进以之为原料的加工业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培育植物新品种不仅需要进行大量投资和科研,还需要数年乃至十余年较长的周期。而新品种在商品化之后,他人却很容易通过购买其种子等繁殖材料进行大量栽培并出售,使育种者的物质和智力投资得不到回报。为了保护育种者的合理经济权利,促进对植物新品种的开发和推广,以法律手段保护植物新品种培育者的权利是一种必然选择。发达国家自20世纪初开始就以专利法或专门法对植物新品种进行保护,并逐渐形成     

论构成“基因歧视”的道德标准与法律标准——“基因歧视”法律问题专题研究之三

传统反歧视法判断一项"区别对待"行为是否构成"歧视",首先需要借助道德判断标准.如果"区别对待"是基于对他人人品、能力、生理等特点的错误判断,或出于不道德目的,以及会导致严重社会后果,将被道德观念认为是"歧视".此外,传统反歧视法还有特定的法律判断标准那些合乎道德准则,但却不成比例地伤害了社会弱势群体的"区别对待"被法律定为非法"间接歧视";相反,为这些社会弱势群体成员优先提供受教育、就业等机会的"反向歧视"则被定为合法行为.     

DNA指纹数据库法律问题初探--美国的纷争和启示

分子生物学科技发展起来后,美国开始建立DNA指纹数据库,以提高辨别罪犯的效率和准确率.然而,这一做法却引起了广泛争议,主要围绕着强制采集DNA样本是否构成"不合理的搜查和扣押",利用DNA样本进行科学研究是否违反了"知情同意"的人体实验伦理原则,以及保存DNA样本是否会侵犯个人隐私这三个方面展开.这些纷争对我们的启示是:既要合理地利用科学技术,又要加强法制,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防止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     

论《著作权法》对“网播”的规制

“网播”不是“网络传播”的缩略语,也不包括“网络转播”,而是指通过网络实施的初始非交互式传播。修改前的《著作权法》对广播权的定义移植自《伯尔尼公约》的规定,不能规制“网播”,当时只能对“网播”适用“兜底权利”。《著作权法》修改后,广播权被改造为涵盖以任何技术手段进行非交互式传播的专有权利,可以规制“网播”。其规制范围不限于传播作品创作完成时的原始形态,还包括传播作品的表演和表演的录制品。     

微博：我国网络舆论监督的新发展

门户网站微博兴起的时间虽短,但因其独特优势,在舆论监督方面发挥着日益巨大作用,成为网络舆论监督的一支新生力量。但是微博的一些局限性也可能给舆论监督造成负面影响。面对微博给舆论监督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政府应积极应对,兴利除弊,实现网民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有效地发挥微博的监督作用。     

许可权抑或禁止权：广播组织权的权能研究

将著作权法中广播组织“有权禁止”的规定解释为广播组织权无许可权能的“防止侵害他人权利说”和“遵从国际条约说”均不能成立。前者不能说明为什么其他邻接权及演绎作品的著作权中均含许可权能，后者未能理解国际条约中“有权许可”“有权许可或禁止”“禁止”“有权禁止”等用语的法律效果。TRIPs协定保护广播组织的条款使用“有权禁止”,是指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可以不为广播组织规定财产性民事权利，但至少应规定民事救济。广播组织权在著作权法中被规定为财产性民事权利，应当被解释为具有许可权能。将广播组织的信息网络传播权限定在广播组织自己制作的节目上，虽然会出现权利重叠现象，但可有效解决保护具有许可权能的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所导致的正当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