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校质量的把握、提升与影响

编校质量对出版市场的影响是互动的。把握编校质量,关键在人员素质。提升编校质量,需要相应科技设备的投入,但编校质量的可持续提升,仍要落实到人的因素上。     

侦讯组织论

侦讯组织是为促使嫌疑人如实陈述、侦查员互相协作而成的有序群体,有主动性、适应性和对策性等特点。其组织形式受体制制约,一般有讯查同一、讯查分工、同案或不同案分工等类型。讯问人员由主讯、助讯、记录等组成,大要案件需侦讯、查证、搜捕人员配合,由案侦指挥部统一协调。指挥形式,有临场实时的直接指挥、侦讯前后的间接指挥、直接与间接相结合的指挥。组织者还应进行侦讯谋划和场所设计,考虑强制措施的适用与配合,讯问环境要安全保密,不受外界干扰,尽可能使侦讯具有突然性。同时,也要对在犯罪现场的讯问、押解途中的讯问和其他场所的讯问进行协调。侦讯组织效益最大化的瓶颈,有人员素质问题,更有体制问题。     

论侦讯“循序渐进式”的用谋方式简

“循序渐进式”是侦讯实战中常见的用谋方式之一,其一般体现造势类谋略中常规推进的意图。“循序渐进式”的一般条件是：侦讯意图已经暴露,案犯抵赖,有罪不供。其步骤为：先易后难,先近后远,先次后主;先客观后主观,先事实后动机;由表及里地讯问,由弱到强地强化攻势。对“7·2”谋杀案的侦讯进行实战分析,包括寻找适合侦讯情势的适应性目标;阶段性目标转向欠条,揭露了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非同一般的关系;追讯赃款下落,固定图财害命的证据;寻找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痛点,激其自尊,诱其悔悟。论及“循序渐进式”的一般性与特定性。     

侦查主体论

侦查主体的核心是人。侦查员是个人主体,侦查机关或部门是集团主体。集团主体中的个人的学识能力之间可以互补,其产生的合力可以突破个人的局限。民间调查公司或私人侦探所也是集团主体,正在或将要成为“准侦查主体”。侦查员素质包括先天素质和后天素质,招警和培训要重视这两方面素质。优化用人机制是优化侦查主体的重要途径。     

论变更强制措施

强制措施的适用原则是能不用的,尽可能不用;不得不用时,尽可能少用;在适用中,要尽可能选用较轻的;适用后,要根据案侦需要调整变更,尽量做到与案情相适应。操作强制措施的变更,立法和执法都应为从较重的变更为较轻的提供便捷的程序条件。变更强制措施,程序要规范、操作要简便,应减少环节、提高效率、节约资源。统一变更文书,可以简化程序。变更强制措施的《决定书》、《执行通知书》、《申请书》、《通知书》等文书的格式与适用,值得在实践中探索。     

论犯罪与被害的互动性——以侦查心理为视角

从侦查心理的角度,作案人与被害人之间存在着行为互动和心理互动。显露的矛盾冲突、隐蔽的情绪冲动、潜在的事态危机中,都表现着被害的可能性;犯罪与被害的激情状态、应激状态、分心状态,或其反常行为里,都隐藏着一定的必然性。所以,斯德哥尔摩现象、犯罪与被害的角色转换、角色转换的复杂性等,都是案件侦查需要关注的心理现象、行为特点和法律问题。     

论侦讯气氛

侦讯气氛存在于侦讯双方主客观环境所形成的感受中,是其环境和行为的产物。人作为侦讯对策实施与其反馈的表象,侦讯气氛应该在侦查人员对环境的操作与其行为的控制中得到调节,对策气氛就是在正常气氛中对反常气氛的把握与利用。     

论侦讯对话的任意性与强制性

侦讯是一种法律性对话，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侦讯对话的强制性有内在的强制性和外在的强制性之分。内在强制性是意识到法律制裁而带来的心理压力，它强制的是当事人的内心。外在强制性是对当事者人身自由的限制，它们都需建立在证据的基石之上。侦讯也具有任意性。在侦讯中，法律强制性是绝对的，人道任意性是相对的，有对策条件的，任意性存在于强制性之中。     

论侦讯对话技巧

侦讯提问可以限制对话的范围和方向,使侦查员处于主动地位和进攻态势。它们具有探测、控制、揭露等功能作用。侦讯问答要求具有谋略性、中立性、针对性和合理性。提问准备包括研究案情、了解疑犯、制定提纲。侦讯问答的表达方式,有精确与模糊、平实与含蓄、言内意与言外意。侦讯常见的提问方式,有点式问和组合问、试探问（定向和不定向、正面和侧面）和突入问、跳跃问和原题问、命题问和漫谈问、借言问和回避问等对立统一的五大组。除此,还需研究对话内容的技巧。有问有答,才是对话。侦讯应答方式,有见＂势＂应答和攻防应答两大类。它们与提问一起,共同构成了侦讯对话的技巧内容。侦讯对话,应注意计划性与灵活性结合,照顾疑犯的心理效应。     

刑事证据为何能证明罪案事实

刑事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系错综复杂,但可以通过证据材料的有效收集及信息解读以反映证据事实。证据事实是案件事实的一部分,唯其如此,才能成为证明案件事实的具体手段。证据材料的收集、解读和对证据事实的认定,与案件情节的明晰,既是相互推进的互动过程,也是组织证据体系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证明过程。这一过程中,证据的取舍不完全是事实标准,而可能是公平正义所要求的一些司法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