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我国政府执行力的障碍因素和对策

当前政府执行力不足的问题已经引起各级政府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我国政府执行力提升的障碍因素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干群关系不融洽;中央与地方关系不顺畅;部门关系不协调;权法关系不明晰;权力与权利关系不和谐。提升我国政府执行力应做到：树立服务理念,转变工作作风;均衡利益配置,减少执行层级;深化机构改革,完善执行流程;强化法治意识,完善行政问责;明晰权责定位,推动公众问责。     

新公共管理、无缝隙政府和整体性治理的范式比较

新公共管理、无缝隙政府以及整体性治理是20世纪末兴起的三大公共治理范式,三种范式既批判又互补,是公共管理范式上的否定、补充和升华,体现了公共管理方式的多元化思路。三者在组织结构上的观点呈现出从集权—分权—集权的权力回归和整体—分散—整体的形式回归,在技术手段和政策主张上的差异掩盖不了三者目标的相通性。三种公共管理范式都旨在向公众和社会提供更好、更有效、更完善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选择最合意的方式取得善治的效果。     

新公共管理中的自由主义与转型中的善治

本文尝试对新公共管理改革运动的理论内核——“自由主义”进行分析,以其和转型国家政府改革的可行基础进行比较。最终得出以下结论:政府改革必须在实现公民自由和提高政府效能间达成平衡。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内核——“自由主义”的某些方面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其中的转型期国家政府改革的目标间的冲突,在根本上要通过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发展观来解决。     

电子政务的发展障碍及其对策

电子政务是政府管理方式的革命性变革,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一个有效途径。在建设电子政务的过程中存在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问题。要通过确立电子政务公共管理目标,制定电子政务发展的整体规划和相关技术标准,实现电子政务建设的标准化,建立有效的电子政务安全管理体系,把各级政府建设成为廉洁、勤政、务实、高效的服务型政府。     

基于整体性治理的京津冀府际关系协调模式研究

近年来,京津冀协同发展越来越受到国家的广泛关注,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同志在主持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时发表了《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扎实推进,努力实现京津冀一体化》的重要讲话,标志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整体性治理理论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是对传统科层制和新公共管理带来的政府治理碎片化的回应,也是公共管理新的范式。整体性治理理论主张协调、整合和网络化的治理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从组织架构、制度建设、技术支撑三个角度构建京津冀整体性府际关系协调模式也是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效机制的必由之路。     

论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

近年,随着对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研究的日益广泛和深入,我国学界对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但行政诉讼法中的原告资格的范围明显过窄,已无法适应行政法治发展的需要.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确立的理论基础包括诉权理论、公共信托理论、利害关系学说、私人检察总长理论.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在具备了相应条件的基础上,可以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而结合中国的国情,检察机关并不适合作为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     

数字技术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价值悖论及调适路径

数字时代，利用数字技术实现社会治理创新已成为一种共识和趋势。数字技术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体现为工具主义、化约主义和避责主义。虽然数字技术为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了现代化的曙光，但数字技术并不能独自带领基层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坦途。基层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证明“基层社会治理+数字技术”并不是实现现代化的万能公式，相反，两者会在耦合互嵌的过程中产生一些价值悖论，这主要表现为“协同与分化”“高效与低能”“自由与束缚”“赋权与集权”等多元目标之间的冲突和张力。要最大限度地发挥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就要从制度、理念等多角度入手对二者之间的价值悖论进行调适，缓和数字技术与基层社会治理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最终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