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解释中的判例与学说

法律解释不仅是认识、发现事先规定的法律的意义,而且包含了法官的选择或决断。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则在日本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就是如此。判例在某种意义上、某种程度上就是现实的法。而学说促使法官制定现实的法,并为判决的自我正当化提供了更多的"话语"。     

“见死不救”行为定性的法律分析

对“见死不救”行为的处罚涉及刑法学中的不作为犯理论。从我国司法实践的实际情况出发 ,可以说 ,在被害人的合法权益面临迫切的现实的危险 ,被害人与行为人之间存在具体的依赖关系 ,行为人具有消除上述现实危险的义务而不履行其义务 ,结果造成他人死亡的后果的时候 ,行为人的不履行义务的不作为和作为之间具有等价性 ,“见死不救”的行为符合故意杀人罪的客观要件。     

近年来国外法人刑事责任理论的若干特点

现代社会中,在运用人力、财力、物力于实现特定目标方面远远超过自然人的能量和活动范围的法人,在几乎所有的社会生活领域中均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法人在合理有效地为社会蓄积、创造财富的同时,为了追逐超额利润而不择手段,造成人命伤亡或巨大财产损失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日本近年来的刑事实体立法动向及其评价

日本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为了应对犯罪的国际化、有组织化以及所谓“危险社会”中危险无时不在、无地不在的特点,强调对犯罪被害人的保护,顺应严惩暴力犯罪的国民呼声,一反战后日本刑事立法中所坚持的“非犯罪化和轻刑化”的倾向,在刑事立法上开始走向“犯罪化和重刑化”。另外,日本政府在2004年制定了“建立抑制犯罪社会的行动计划”。该行动计划中提出“完善有关凶恶犯罪的处罚原则,包括提高凶恶犯罪的法定刑的上限,将现在的有期徒刑的20年的上限再提高”的要求。对于这些刑事立法活动,学界表现出赞成和反对的对立看法。日本近年来的刑事立法活动中的上述倾向,实际上是日本战后刑法领域中所存在的两种基本理念的较量中,传统理念占了上风的体现。     

死缓限制减刑及其适用——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两个指导案例为切入点

死缓限制减刑是我国刑法中新增的死刑执行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两个指导案例，对其适用的案件类型、适用步骤和条件进行了提示。但由于刑法规定本身存在争议，学界对死缓限制减刑的性质以及适用条件的研究不够，导致指导案例在相关事实的评价上缺乏均衡，所得出的结论也有违反禁止溯及既往原则之嫌。死缓限制减刑的适用，必须在罪刑法定原则的约束下，结合其法律性质和立法意图，依据相关死刑政策以及量刑方法进行。     

欺骗机器取财行为的定性分析

现代社会中,利用智能机器犯罪的情形时有发生,而机器能否被骗一直存在争议。本文认为,机器能够被骗,只是被骗的不是机器本身,而是机器背后的人。因为现代社会中的智能机器的作用是代理行为,而不是保障安全;行为人实际上是利用机器主人迷信机器的特点来使机器主人上当受骗;机器不能被骗的原理,随着科技的发展在国外已经受到挑战。     

对风险刑法观的反思

风险刑法观已经成为当代颇具影响力的刑法思想.目前,由于我国刑法学界对"风险"的不当理解,在研究风险刑法时出现三个倾向,需要对此予以反思:一是对"风险"的理解过于宽泛,容易导致处罚范围扩大;二是颠覆传统刑法观的倾向,违反了刑法谦抑性原则,违背了近代刑法的基本原则,为侵犯人权提供了借口;三是偏离我国刑事立法模式的倾向.所以...     

国际商业活动与反腐败——从美国《反海外腐败法》中得到的启示

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经验表明,要促进国家经济环境改善,体现市场交易的公正、透明,使之更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应该把包括国内、国际商业活动领域内的反腐败活动彻底、深入开展下去。《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签署,也为我国完善相关领域内的立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配偶一方秘密占有另一方绘画作品拒不交出应如何处理

盗窃罪是一种发案率很高的财产型犯罪,对于一般的盗窃行为,定罪量刑没有争议。但是,对于一些特殊类型的案件,由于法律关系相当复杂,实践中较难处理,比如,偷拿近亲属的财物,是定盗窃罪,还是定侵占罪,或者是以民事案件处理,司法实践中分歧很大,理论界也存有争议。近日,本刊结合典型案例,特邀专家和实务界人士对此问题进行了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