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大以来中共中央关于国家安全的论述与决定

1992年以来,在党的十四大到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中共中央对国家安全的认识不断拓展和深化,从国际扩展到国内,从传统安全领域扩展到了非传统安全领域.在倡导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国际安全观"的同时,越来越重视"公平、正义、法治、民主"为核心内容的"国内安全观",并决定"针对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的新情况,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完善国家安全战略","抓紧构建"和"健全""维护国家安全的科学、协调、高效的工作机制",从而形成了一种统领国际与国内两个大局、兼顾传统与非传统两个方面的全面系统的新安全观.     

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中国官方虽然在世纪之交就已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但这一“新安全观”阐述的是对外方安全方面的非传统安全保障途径与措施,而没有涉及内部安全及更广泛的其他传统的和非传统的安全问题,因而是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安全观,也是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当超越对外安全和国际安全,综观内外及其他各方面的总体国家安全问题时,中国官方当时及此后一段时间内秉持的依然是传统的国家安全观。与此不同,“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在强调国家安全民本性上体现了非传统思维,而且更通过强调“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等多方面的论述,统一了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两方面的丰富内容,因而是一种高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既与传统国家安全观相对,又与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安全观及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不同,体现出对国家安全领域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众多问题的全面性、综合性、系统性、辩证性观察、认识和处理,具有系统的非传统思维和丰富的非传统内容。但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在论及丰富的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时,也论及各种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非传统”,是因为它关注和强调了各种非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总体”,是因为它兼顾了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高级”,是因为它用非传统思维统合了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的国家安全问题。因此,我们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阐述的各种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更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阐述的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要全面兼顾总体国家安全观对传统与非传统两个方面国家安全问题的论述,更要重点研究总体国家安全观中涉及的各种过去长期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非传统内容;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包括的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内容,更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内含的非传统安全思维。     

国家安全学是国家安全科学与国家安全哲学的统一

“国家安全学”既是一门学科的名称,也是一类学科的总称。作为一门学科,“国家安全学”是国家安全科学与国家安全哲学的统一;作为一类学科,“国家安全学”既包括多门国家安全科学,也至少包括一门国家安全哲学,其实也是国家安全科学与国家安全哲学的统一。就像系统思维应当成为当代国家安全科学的重要方法一样,民主理念应当成为当代国家安全哲学的最高原则。只有把科学与人性、系统思维与民主理念有机统一到国家安全学基本原理之中,确立一种系统的民主安全观,才能使国家安全理论对国家安全实务起到积极的服务和指导作用。     

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中国特色的重大国家安全战略思想,是推进国家安全体系现代化和国家安全能力现代化的根本指导思想。只有健全与总体国家安全观内容相匹配的现代化的国家安全体系,增强与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相适应的现代化的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才能更好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提高国家的总体安全度。     

毛泽东形式逻辑观的转变及其意义

毛泽东在３０年代曾认为，形式逻辑是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都是反对矛盾性，主张同一性，反对概念及事物的发展变化，主张概念及事物的凝固静止，因而是与辩证法正相反的东西。建国后，从５０年代初编辑《毛泽东选集》第１卷时开始，毛泽东就一直关注着形式逻辑问题。在谈话和书信中，他不再把形式逻辑划归资产阶级和形而上学，而是多次表示，形式逻辑没有阶级性，它与辩证法之间没有低级与高级之分，它是一门独立的科学。毛泽东的形式逻辑观由此发生转变。因此，在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毛泽东对我国的形式逻辑研究给予了大力支持，鼓励和督促出版或再版了包括周谷城的《形式逻辑与辩证法问题》、《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和章士钊的《逻辑指要》等在内的一系列逻辑专著，对我国形式逻辑研究的健康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当前安全观的三个盲点

在当前的各种国家安全观中,有三个不容忽视的盲点:忽略国民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核心地位和根本目的性;对广泛吸纳外部合理因素以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在谈到保障国家安全时,经常忽视制度、体制、机制等方面的深远作用,看轻各种看不见的"软条件"所具有的长远性、全局性、根本性的"保障功能".我们需要确立以系统观点和系统思维为基础的"系统安全观",并以系统安全观为指导对国家安全及国家安全活动进行系统的研究和分析,制定系统的国家安全战略,确立系统的国家安全机制,开展系统化的国家安全工作,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     

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侦察保卫工作(上)

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就有了一些针对敌探的报警和保卫工作 ,但由于没有专门的情报保卫机构 ,党组织多次遭到破坏。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 ,中央特科建立 ,利用敌人的各种弱点 ,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 ,为保卫党中央和中央领导人作出了突出贡献。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了肃反委员会 ,主要从事侦察保卫工作。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 ,进一步健全组织 ,制定章程 ,正确地开展肃反和侦察保卫工作。“九一八”事变后 ,面对与中外特务分子作斗争的新形势 ,中共中央社会部成立 ,各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委的社会部和抗日民主政权的锄奸保卫机关 (公安局 )也相继建立 ,并在保卫、公安机关内设立专门的侦察部门。     

全方位研究国家安全

当人们提到“国家安全”时,立刻就会联想到美国的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前苏联的克格勃(国家安全委员会),英国的军事情报局等情报机构。在人们的印象中,好像只有间谍情报部门才能够使用“国家安全”这一词语。 然而,在使用“国家安全”这一词语命名某些间谍情报机构之前,“国家安全”一词早已出现了,只不过更多的是与军事、战争、国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后来,人们之所以把间谍情报部门和间谍情报活动冠以“国家安全”的字眼,除了     

国家安全研究要论从史出——读韦祖松先生《北宋国家安全问题研究》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我们的先祖虽然没有在汉语词汇中留下“国家安全”这个名词，但他们却以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和汉语特色的诸多术语论说和实践着不同形式的国家安全事务。像“家国天下”、像“居安思危”、像“富国强兵”，像“上智为间”等，这些在韦祖松先生所著《帝国生存环境的诠释——北宋国家安全问题研究》一书中提到的概念，都体现着中华先祖各具特色的国家安全智慧，代表着中国古代不同形式的国家安全学术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