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在秘鲁:促进南美基础设施一体化

"一带一路"倡议与南美洲基础设施一体化倡议(IIRSA)在多方面存在理念契合。秘鲁和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各重点领域合作已取得重大进展,两国是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签署了自贸协定。秘鲁政府提出将陆路基础设施的战略连接列入"一体化倡议"的优先项目,旨在成为南美连接亚太的枢纽,同时促进南美洲特别是与巴西的基础设施一体化。"一带一路"倡议与南美基础设施一体化的合作潜力巨大,但在实践中仍面临诸多难题。以秘鲁为例,存在地缘利益的考量、量化项目收益、社会环境影响评估、投资规模对财政结构的影响等障碍,目前尚不具备条件来推动项目的实施。从长远考虑,深入开展以秘鲁为枢纽的跨太平洋海上直航和海底光缆建设以及扩大空中连接的可行性研究,将为秘中关系提供新的发展机遇。秘鲁应明确自己的目标,开放政府部门与商界、学界的对话渠道,研究最佳战略和措施,以秘鲁为切入点,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延伸到整个南美地区。     

东南亚和特朗普政府:暗礁与困境之间

正特朗普上任以来,最初的孤立主义倾向逐步转化成一种下意识的国际主义。从"美国优先"的地缘战略颂歌逐步让位于"使美国再度伟大"的口径。这可能是近年来争议最多的总统过渡期,特朗普激化了21世纪以来开始的地缘政治权力结构调整。其对俄国总统瓦尔德迈尔·普京的友好措辞导致众多与克林姆林宫往来的欧盟国家发出各类挑战,同时     

念念不忘

[一]他们在我青春的花瓣上舞蹈过,就像盈盈的露珠,带给我无尽的养分,然后在和煦的阳光中隐退不见.[二]我叫乐慈,他叫李念.我们的故事曲折悲催,如同秋天的落叶,在风中去寻逝去的影子,去寻各自的落叶归根.     

男性统治

著者在该书《序言》中说：在这本书中，我基于许多关于两性关系的研究成果，明确、支持并修正了我从前对同一主题的分析。本书对性秩序的（观察到的或希望的）永久性及变化问题提出了明确质疑，而这个问题也总是被大部分分析者（和我的批评者）不厌其烦地提到。也正是由于引入并规定这种天真的并天真地带有规范性的取舍才导致不顾明显事实，把性结构以及性结构借以被认识的模式的相对稳定性的证明，看做一种否定和谴责妇女状况变化的方式，这种方式是应该受谴责的，并立刻受到了谴责，它是虚假的，并立刻遭到了对这种状况的所有变化之强调的驳斥。     

G20和联合国中的欧盟:确保全球善治?

本文分析了欧盟(EU),二十国集团(G20)和联合国(UN)之间的关系。这三个组织以不同的方式标示着全球秩序的变革,身处其中的国家通过更密切的合作以应对跨国挑战。然而,这些组织的本质和运作方式各不相同。本文考察了欧盟在G20和联合国中的代表性问题,以及欧盟如何致力于塑造更加有效、连贯的全球治理体系。在G20中,欧盟享有正式成员的优势,但在联合国体系中没有出现这一情况,欧盟必须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来发挥作用。     

交互性的粘合剂:阶级的政治优先性

本文探讨了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与种族、性别、性取向等压迫维度的结构性差异。社会阶级不仅仅是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共同体,更是历史的现实或潜在主体,统治阶级从各个方面塑造着社会存在的主要特征。所有受压迫的共同体都必须意识到,他们拥有共同的阶级基础和阶级利益,并且有必要以此为纽带团结起来,共同反抗统治阶级。然而,这种团结意识如今受到了国家压迫、身份政治以及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阻碍。只有克服这种阻碍,才能实现被压迫者的大联合。     

中国和世界的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引发世界广泛关注。中共十九大不仅对中国发展意义重大,而且对世界未来走势有重要影响。随着中国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不断扩大,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得到各国积极呼应,"一带一路"建设稳步推进,中国将逐步成为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中国崛起也将引发欧、美、中等大国关系出现调整变化,欧盟有望与中国进一步加强相互理解,开展更多务实合作,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贡献力量。     

社会资本的成因及后果在个人层面的证据

文章的基本观点是:社会资本是公民之间的合作关系网络,这些合作关系促进了集体行动问题的解决。尽管参与共同体与对他人的信任之间的互反关系一般被理解为是共同体的属性,但这种互反关系证明了社会资本在个人行为和态度中的存在。以此为出发点,文章假设:社会资本的多样性可以用公民与其共同体的心理牵涉以及公民的认知能力、经济来源、一般的生活满意度来解释。除了对实际运转措施的特定控制外,社会资本的多样性影响着公民对国家制度的信心。该文的研究方法是在一个     

阿尔夫·罗斯的权能概念

丹麦法哲学家阿尔夫·罗斯认为,权能乃是一种在法律上得到证立的,通过并依据对相关效果的宣示,从而创制法律规范(或者法律效果)的能力。就此而言,权能在本性上具有可能性、规范性、处分性、表示性;权能规范属于构成性规则;权能的理由是基于私人以及公共领域的自治。但富有争议的是,根据以其命名的"罗斯化约定理",所有其他规范性概念都能够被化约为义务概念;又由于权能规范规定了创制义务规范的程序,并使得主体负有义务根据该义务规范而行动,因而权能规范也可被化约为义务规范。然而,通过否定化、关系化、潜能化三项逻辑运算可以得出,虽然权能蕴含着潜在的义务,但是反之并不成立。义务不仅能通过权能的行使,也能通过其他行为,譬如不法或犯罪行为,得到证立。布列金由此认为,罗斯在后期从根本上改变了化约主义立场。但是,权能规范仍然可以被理解为合秩序性创制的行为规范之行为规范,具有元规则地位;只不过创制行为所体现的私人以及公共自治具有不可化约性。在此意义上,罗斯化约定理的核心部分仍然是真实的,他关于权能的立场也是一以贯之的。     

审视新自由主义向后新自由主义变种

随着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升级,人们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自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达到高潮。在反抗运动爆发之前的几年中,媒体和博客已经对此有所推测,某些评论家很快表态,认为新自由主义将在我们的努力下终结。然而,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终结之后的"后新自由主义"是否存在尚不清晰,因为其支持者仍继续将新自由主义看作一个单一的、静止的、未分化的终极状态。尽管我们渴求超越新自由主义的束缚,但是,如果我们确实希望摆脱它,就必须承认新自由主义具有顽固的延续性。事实上,我们应警惕新自由主义带来的持续不断的"波动"和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