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恐怖主义的社会解构

作为一种极端的解构力量,恐怖主义对于国际秩序的威胁和损害不仅在于通过制造恶性事件以破坏国际社会的安全稳定,更在于借助销蚀主流价值而削弱国际秩序的观念基础。因此,国际社会有必要将评估和应对恐怖主义的社会解构纳入反恐治理的基本范畴。其中,以“伊斯兰国”组织为代表的恐怖主义力量进行社会解构的行为策略,可以分为以动摇当代领土政治、颠覆主流生命伦理和创设替代政治秩序为主要构成的重释再造,以动员恐怖袭击、滋长恐怖气氛和催生仇恨敌对为主要构成的“木马”植入,以“黑色经济”“黑色宣传”和“黑色技术”为主要构成的反向利用。目前,国际社会的反恐路径注重结合预防恐怖主义的内向防御逻辑与打击恐怖主义的外向进攻逻辑。沿着这一思路,国际社会可以综合采取加强反恐实践中的逆向战略、修正反恐叙事中的敌意话语和联通反恐治理中的不同系统等多种举措以应对恐怖主义的社会解构。     

透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一个比较分析框架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已经成为亚太地区非常受人关注的贸易议题,但是由于参与谈判方不同的利益,同时涉及较多争议,其谈判进程有可能减缓甚至受阻。本文以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倡议为参照对象,在比较分析的框架下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发展作出了分析。同时在亚洲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对TPP出现和发展的深层原因进行了经济学解释,并指出对中国而言,中期以内需要推动的是亚洲区域内经济一体化而非TPP。     

“一带一路”对中国外交新理念的实践意义

为有效化解美国旨在遏制中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哲学层面,习近平主席提出以"和谐、和睦与和平"为核心内容的外交新理念;在战略层面,提出实现"亚太梦"与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长远目标;在政策实践层面,提出"一带一路"建设的宏伟构想。"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可以使多元化、多样化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相互交织在一起,相互依存,实现利益共享,扩大共同安全,推进合作安全,促进发展安全,增进可持续安全。     

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分析框架、指标体系与评估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和西方对“安全环境”的界定不同,中国侧重于以发展界定安全,西方大国则注重以威胁界定安全。中国政府和学术界对“安全环境”的理解,已经从以军事安全为主演变为军事、政治、经济、舆论四位一体,更具复杂性和动态性特征。因此,作者构建了新时期评估周边安全环境的分析框架与指标体系,包括政治安全环境、军事安全环境、发展安全环境、舆论安全环境以及中国自身对周边环境的塑造能力等构件,这些指标囊括了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学理判断。文章利用世界银行数据库、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中外关系数据库”以及《人民日报》数据库对各细分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设定并对比了三种场景下的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指数。对1992-2011年周边安全环境的分析表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处于不断改善中。不过,2008年以后三种场景产生较大分叉,中国有可能已经进入了一个与前十几年完全不同的状况,中国需要与周边国家共同构建长期稳定的周边安全合作环境。     

理解当代中国的安全哲学

通过分析安全主体在安全政治中的思维逻辑和行为方式,可以抽象出其所信奉的安全哲学。以当代中国的安全哲学为例,自改革开放以来,基于自身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战略判断,中国提出与之相匹配和呼应的新安全观,并且分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以及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两个阶段。同时,中国所主张的新安全观与旧安全观在政治基础、安全结构、安全战略、争端因应、和平保障五个方面形成鲜明对比。以此为线索,当代中国安全哲学的具体内涵可以被理解和概括为一体安全、兼容安全和发展安全,倡导树立忧患意识与发扬斗争精神。当然,当代中国的安全哲学还面临包括启动成本、维持成本和机会成本在内的成本问题,包括不对称问题和道德风险问题在内的行动问题,以及包括安全感问题、实践转化及其效力问题和他者问题在内的竞争力问题等现实困境和理论困难,这也是当代中国的安全外交需要作答和完成的理论命题与实践课题。     

泰国政治转型中的政商关系演化:过程、条件与前景

本文基于政治权力结构的"同心圆"框架,从利益集团的视角对泰国政治转型中的政商关系演化进行探讨。本文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泰国政商关系先后经历了"依附式"、"协商式"和"对等式"结构,并正在转向"一体式"结构。商人群体推动政商关系演化的根本动力在于结构性经济利益诉求;商人群体在政治权力竞争中胜出的核心保证是雄厚的资金支持,关键策略是依托新兴利益集团突破既有的权力结构。从短期来看,泰国保革之争还将持续,政商关系难以顺利实现从"对等式"到"一体式"的转型;从中期来看,新资本集团有可能建构稳定的"政商一体"结构,以适应体制改革的客观需要;从长期来看,随着体制改革成功,政商关系可能回归"对等式"或"协商式"结构。     

印度土地改革的结果分析:利益集团的视角

印度土地改革政策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出台和实施以及在地方的具体执行过程中,都经历了各利益集团的斗争和博弈.政府内部各利益集团的博弈使土改政策具有内在的缺陷,注定了土改预期目标难以实现.在土改过程中,主要涉及城市柴明达尔、农村土地主和无地少地农民三个集团,他们对达成目标偏好的强烈程度不同,为实现自身目标采取的手段也不同,其中农村土地主博弈手段最为多样,也是土改中获益最多的集团.各利益集团的博弈及彼此力量的消长最终形成了印度土地改革的结果.     

官邸制的国际比较与借鉴

官邸制是主要针对高级官员的一种住房制度。对于官邸，官员只有居住权而没有产权，任职期间入住，卸任后即搬出。官邸制在国外有着长期历史，许多国家的相关制度已经相当完善，在官邸的适用范围、主要功能、使用管理规定、管理机构、运营维护、监督惩治等方面都有明确具体规定。我国的官邸制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借鉴国外官邸制经验，中央政府需要在官邸的建设、分配、使用、管理、监督等方面进行完善的制度设计，建立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官邸制。     

中泰关系-东盟合作中的战略支点作用——基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分析视角

中国提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将为中国—东盟合作提供重要动力和契机,有助于推进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合作。不过,南海争端的现实难题,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海路通道建设。因此,通过中南半岛的互联互通建设,构筑从中国西南内陆出发进入印度洋的陆路通道,很可能成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优先选择。对中国而言,以中泰关系为战略支点,不仅有利于促进中南半岛次区域合作,而且有助于增强东盟国家对华合作的积极性与自信心。     

历史经验与东亚秩序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视角

本文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创新的视角下讨论东亚秩序研究的发展及其价值。区域概念及哲学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和驱动力显示,东亚秩序研究在中国的逐渐兴起既是国际关系学界寻找理论创新点的需要,也是在中国崛起的现实需求下应运而生的产物。进而,本文展现了近年来中国学界在东亚秩序领域的研究脉络和进展。选取的视角包括四个议题:思想和历史维度的跨学科关怀、来自古代东亚秩序的反思及一般启示、对于东亚体系和东亚秩序性质的讨论,以及传统"区域主义"视角在东亚合作中的适用及其局限。这些尚未形成体系的研究,体现出中国学者逐渐从忠实追随到开始认真反思以欧洲为模本的地区秩序研究范式,尝试走出西方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一些思维定式的趋势。对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安全困境、联盟制衡等经典西方国际关系假说的批判性思考,引导出地区秩序研究在中国和东亚国际关系土壤中可能萌发的理论生长点。西方主流国际关系学界已然意识到其对于学科的创新价值。在此环境下,立足自身的历史和困惑揭示中国与东亚及世界的关系,是中国和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实现平等对话的基础和优势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