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有限回归——基于2021年德国大选的分析

在2021年德国大选中,社会民主党重回联邦议会第一大党的位置.选举环境和选民诉求的变化、社民党在实用主义指导下对选举策略和候选人形象的调整、碎片化的政党格局与联盟党的相对式微所带来的选举机会是该党在此次大选中获得相对多数的结构性原因.虽然社会民主党在此次大选中重回议会多数,但是从选举得票率的有限、组阁谈判中的受限以及意识形态的调整等方面可以看出,该党的重新执政其实只是一个"有限的"回归.德国新政府成立之后将面临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社民党的应对和调整仍然任重道远.     

略论对外政策分析中的现代国家概念

对外政策分析作为一门试图将国际关系学与比较政治学连接起来的桥梁学科,需要建立一种现代国家概念,为不同类型的国家加强内外效能,提供标准化参考.但在很长时间里,受到美国自身国家主体观念局限性的影响,该学科并未建立起规范化的国家概念.而欧洲学者则主张在一个宽泛的框架内,从人民主权和国家主权两方面梳理和界定现代国家概念.这种现代国家概念的确立,有助于促使代表国家的政治实体调整对外政策,为确保内部均衡发展而寻求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     

国内领事保护问题研究综述

通过对相关文献梳理,发现国内对领事保护问题的研究有三条主要路径:史学视角对外国曾在华获取"领事裁判权"的研究、国家海外利益保护框架中的领事保护研究、领事保护的本体研究;国内领事保护研究未来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着力:国外领事保护的重点案例研究、私人安保在领事保护中嵌入的研究、"一带一路"倡议下的领事保护研究和华侨、侨社参与领事保护途径与模式研究。     

试论新中国对外国驻华使馆的管理(1949—1965)

1949年至1965年,中国对外国驻华使馆的管理工作可分为几个阶段,并呈现出各自鲜明的历史特色:(1)1949年以后,外国驻华使馆管理工作向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边倒";(2)1954年以后,外国驻华使馆管理工作在和平共处方针的指引下体现出灵活积极的态势;(3)1958年以后,受到中苏关系的影响,对苏东国家驻华使馆的管理工作逐渐收缩僵化;(4)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和"反帝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外国驻华使馆管理工作成为中国对外援助的组成部分。中国外交政策演变是影响驻华使馆管理工作变化及成效的主要原因。     

论西方国家公民对政府的监督与制约

主权在民是西方国家宪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其实质是公民对政治过程的参与和监督,由此构成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实质与核心。从静态的结构来讲,公民监督权是体现主权在民的一系列制度;从动态的过程来看,公民监督是一系列的政治参与活动。公民监督构成了西方国家监督体系的基础,是监督体系有效运转的动力源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欧美媒体对“中国模式”的评价及其启示

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和国际影响力扩大的同时，西方经济发展模式和强权政治却在世界各地不断遭遇挫折，北京奥运会和全球金融危机将中国推向了国际舞台的中心。“中国模式”开始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其中欧美媒体对“中国模式”展开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讨论和评价，表明了“华盛顿共识”的局限性和面临的危机，同时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客观反映。同时，欧美媒体对“中国模式”的评价也反映出中国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不少国内问题，中国模式还未成型、不可复制，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     

对抗性外交、战略框架转换与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形成——以《八一七公报》谈判为中心

中国的"联美反苏"战略导致美国对华政策倒退,引发了对台军售问题的谈判。为维护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中方确立了在双边框架下施压的方案,形成了强制性外交的局面。但这个方案对美施压低效缓慢,最终中方被迫转换到战略框架以寻找筹码,开启对苏缓和,打破谈判僵局。谈判的成功关键在于中方从对美政策的双边框架转换至战略框架寻找筹码。战略框架的调整结束了"一条线"战略,中国开始按均势原则经营大三角关系。谈判的成功也证明了中国以外交方式处理中美关系和外交摩擦的有效性与合理性,大国外交既要坚持外交的和平本质,又要充分利用丰富的筹码,灵活调整对外政策。     

革命理想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新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准则的历史联系

建国前夕,中共中央领导人一边积极向苏联靠拢,一边主动争取加入国际共产主义社会,获取平等的身份和地位。冷战格局的形成和美苏欧洲战略的调整,催生了苏东社会主义阵营。斯大林通过欧亚革命分工,将新中国置于欧洲社会主义阵营之外。在中共领导人看来,这是对中国革命重要性认识不足,体现了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1956年10月底,新中国领导人以苏共二十大以来欧洲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产生的系列危机事件为契机,成功劝说苏联领导人在处理苏东阵营关系时,放弃大国干涉这一主要手段,转而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重新规范苏联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间的关系。对新中国领导人而言,这一对外行为及结果具有重要意义:他们终于以大国姿态,在处理阵营危机的过程中发挥政治和外交影响力,获得了应有的尊重和地位。根据新中国领导人的设想,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完美结合,存在一个关键前提,即斯大林时期建立的社会主义观念、体制和内外道路在大方向上是正确的。在这样的前提下,和平共处方针并不能推动各社会主义国家转变思路,改革内政,因而很难解决导致阵营危机产生的根本问题。     

发挥法律专家作用 强化基层人大常委会权力监督——基于旅顺口区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实践

《宪法》《地方组织法》和《监督法》赋予基层人大常委会充分的监督权,但长期以来,这种权力监督经常被虚化和弱化。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一些地方基层人大常委会进行了有益的实践探索。其中大连市旅顺口区人大常委会成立的法律专家咨询组颇具特色,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基层人大常委会监督工作的法治化、规范化和专业化水平。     

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变革与东北亚地区安全

以国家安全委员会为代表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是现代国家安全决策、协调和咨询的最核心机构。从理论上讲,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关系到国家安全战略的每个环节,可以结合外交政策分析的不同视角,同时又具有比较政治研究的重大意义。从实践上来看,美国、英国、法国等世界上主要大国都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国家安全领导体系,而东北亚中、日、韩三国从2013年开始也相继进行了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变革,建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其常设机构。尽管从人员构成、战略目标、运行模式等方面来看,三国变革后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还有差异,但是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变化对东北亚局势还是造成了深远影响。中日关系、朝鲜半岛问题、东北亚地区的安全架构都出现了新的变化;同时,各国国内安全问题,特别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已成为新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主要涉及领域。东北亚地区国家安全领导体制改革是全球范围内国家安全转化和重构的一部分,未来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建设要从理论上探讨如何规避其中的官僚政治特别是小集团思维因素,在理念上要与国家安全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上要充分考虑其长期性、复杂性,并为体制变革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