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与结构之间:国家重建为什么会失败——对1946年政协及其研究的评论

1946年在重庆召开的政协会议曾经寄托着战后中国人重建国家、走向新政的希望,会议关于如何实现从训政体制到民主政体的过渡所设计的程序在制度创设方面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似乎只差一步就可成就类似美国费城会议那般的"中国制宪会议"的千古美名,却不意受挫于内外政治的反复,终毁于两党相争的战火。重庆终究不是费城,三年半以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开幕,时人谓之"新政协",从此中国便有了新旧政协的专有名词。当然,1946年的政协不是1949年的政协的前身,此旧与彼新并无传承关系,不过,历史的断裂不等于思想的断裂,作为一份历史遗产,旧政协留下了许多发人深思的东西,仍然可供后人细细咀嚼,温故知新。     

A Preliminary Perspective of Negotiations of EU–China PCA: A New Bottle Carrying Old Wine or New Wine or Both?

The EU–China 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 (PCA) is a relatively new type of agreement between the EU and a third country, and its negotiation and conclusion will bring about a new landscape for the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two sides. However, owing to the broadness, importance and complexity of EU–China relations, and the unique multiple-level governance within the EU itself, the negotiation and conclusion of the new PCA deems to be a hard and time-consuming process. In light of the EU internal aspects, the new PCA seems to be related to several treaty-making competences and procedures, thus probably with the form of a mixed agreement as the final outcome. In terms of substantive issues, market access, transparency,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China's full market economy status, abandonment of embargo on arms sales and high-tech trade, democracy, human rights, rule of law, good governance and dispute settlement clauses, etc are all inevitably the tough and core issues. Nevertheless, it is believed that both sides will strive to lay down a systematic, stable and sustainable treaty law basis for a comprehensive EU–China strategic partnership in the spirit of seeking commonality, mutual respect and trust, and equal consultation.     

广义安全论视域下国家安全学“再定位”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必须跳出传统安全思维藩篱,用“广义安全”思维统筹国家安全学涉及的各方面问题。安全是一种呈现和合状态的共享性秩序,广义安全论所要凸显的是体现中国智慧的“和合主义”价值内涵。时代观的转变、安全理论的扩展与深化、安全研究制度化等形成的“大安全”格局是国家安全学的“大语境”;国家安全不仅要关注安全技术、安全事件、安全威胁和安全危机,也要关注安全价值、安全结构、安全趋势和安全方略。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思想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也是构建中国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的“总理念”。“人民性”“系统性”“开放性”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理论特色,为国家安全学再定位构筑了全方位的价值坐标。“杂合学科”的逻辑定位,国家安全学三种理论形态的建构,“关系性实在”的本体论反思,“领域延展性”与“学科反包性”取向的揭示,以及“亦”字型高级国家安全人才培养目标与途径探究,均体现了国家安全学的“广交叉”特征。“大语境”“总理念”“广交叉”三个维度设定了中国特色国家安全学学科“再定位”需要遵循的新坐标。     

共享安全：非传统安全研究的中国视域

“共同威胁”与“共患意识”引发人类对非传统安全的普遍关注。非传统安全的价值实质是“共享安全”。共享安全不仅是安全指涉对象的扩展与转型,也是非传统安全理念的提升与非传统安全话语的创新。西方非传统安全理论经由传统安全研究与和平研究的延伸与扩展,形成了建构主义、哥本哈根学派、后结构主义、批判安全理论、人的安全研究、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主要流派,其主要价值取向是“建构安全”。然而,共享安全的关键是如何面对与解决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异质性”冲突,中国的安全观与外交方式的价值类型此有着重大的意义与贡献。中国以“保合太和”、“万国咸宁”、“和而不同”为标志的“和合主义”思想渊源,为共享安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内核与独特的价值坐标。中国学者的“新天下主义”、“多种行为主体的共同安全”、“人类共同安全”、“全球深度治理”等对“共建安全”方案的多维度探索,为共享安全提供了极具创意的可能性论证。中国与各国“合作共赢”的外交实践与融入世界的“优态共存”,为共享安全提出了解决现实冲突的重要范例,也为共享安全的可行性提供了无可辩驳的现实逻辑。     

“全球安全倡议”：人类安全的“前景图”

“全球安全倡议”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具体化,是运用中国智慧为人类自救于危难、发展于和平、成就于安宁而提出的中国方案。安全观是安全的一种理论化的体系性认知。“全球安全倡议”宣示了中国的全球安全观,弘扬了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了国际无政府逻辑,完好地回答了安全指涉对象、安全立场、安全原则、安全治理的目标/主体/方式/内容等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性与时代价值。全球安全是一种本体安全,“和合”是其正向价值取向的核心,共生、共建、共享是其基本特性。为此,“全球安全倡议”的实践前提是“和合共生”,实现路径是“和合共建”,价值目标是“和合共享”。维护与塑造全球安全的共建策略是,达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共识,形成安全互助的良好态势,促成安全互保的战略环境,建成安全共享的治理体系。“全球安全倡议”作为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框架设计,描绘的正是呈现和合共生、和合共建、和合共享的人类安全“前景图”,以保障人类发展的美好未来。     

人的发展与人的尊严:再思人的安全概念

“人的安全”概念的提出促使人们对安全内涵和如何提供安全进行更深刻的思考。但是,人的安全概念提出后引发了很多争议,也产生了不少误区,其中之一就是将人的安全中“免于恐惧的自由”与“免于匮乏的自由”相互对立起来,以至于将前者视为西方的概念而后者为东方的概念。在这种话语中隐含了“免于恐惧的自由才是人的安全中优先考虑的因素”,其产生的后果是在全球范围内存在的贫困、饥饿等严重危害人的尊严的安全问题可能被置于安全考虑范围之外。回顾人的安全概念之争,探讨人的安全的核心理念及其相关概念,比如安全与发展、直接暴力与结构暴力之间的关系,可以矫正这种误区,并证明人的安全概念既不是西方的也不是东方的,它是以人类最基本的价值、需求和尊严为中心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和道德说服力的综合性理念。这种综合性界定自然要求安全维护的方式不应停留在被动和短期应对层面而应寻求早期预防、长期建构、能力提升等积极手段以便实现“积极安全”。     

“龙象并肩”:中印非传统安全合作

非传统安全合作是国际关系领域的新焦点。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学者开始关注日益凸显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包括恐怖主义、金融危机、跨国有组织犯罪、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移民难民、复合性自然灾害、自然资源枯竭或跨界资源冲突等。非传统安全挑战严重威胁着区域安全,东亚和南亚地区也不例外。审视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地缘相连的竞争大国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印双边非传统安全合作,从传统安全角度看,长期以来存在的领土争议是阻碍中印关系发展的核心问题,而从非传统安全角度看,中印之间的合作交流却超过以往。中印之间存在的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之间的关联,经济安全、能源安全、民族分裂主义与恐怖主义、水资源安全、流行性疾病、海洋安全、生态安全等领域是双方能够实现合作的非传统安全优先领域,而"和合主义"理念范式与"多元共赢"合作模式为中印之间的非传统安全合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从而展示出中印共同携手发展的可能与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