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看我国有期徒刑上限的提高

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将有期徒刑上限提高，这一修改意见的提出具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它不仅有利于缓解我国现行刑罚体系中的冲突与矛盾，也顺应了世界各国通过提高自由刑上限从而废除死刑的趋势，更是从我国目前人均寿命大幅提高的实际出发而提出来的。不过，刑法草案将有期徒刑数罪并罚年限提高到25年还是比较低，应将其提高到三十年。此外，为适应有期徒刑上限提高的现实需求，还应当完善我国的减刑、假释等制度。     

论近代中国女权思想的政治化倾向

与西方近代女权主义相比较,近代中国女权思想有着强烈的政治化倾向:“女性解放”被视为实现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的工具和手段.这一特色的形成并非偶然,它是植根于中西特殊的社会文化土壤和历史背景,对近代中国妇女运动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有效援助论

法律援助制度运行成功与否，以其所提供的法律援助是否有效为衡量依据，而有效援助的实现应以法律援助质量保障体系为后盾。在借鉴各国有效援助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应不断完善法律援助的质量保障体系，即确立有效援助的标准，以高素质的法律援助提供者为依托，在法律援助监督机制的保障下，充分利用法律援助的经费。     

广告违法与公益诉讼

区别于传统违法行为受害人特定的特点，广告违法行为的受害人往往具有不确定性和扩散性，更多的侵害了公共利益。在现行诉讼模式中，刑事诉讼着重对刑事犯罪的处罚，民事诉讼着重特定诉讼主体民事权益的司法救济，行政诉讼着重对特定行政相对人权益的保护，因此，现行三大诉讼均在公共利益的保护层面上存在缺陷。公益诉讼以公共利益保护为目的，既可以由国家授权的检察机关或政府机关代表国家提起诉讼，也可以由公民或社会组织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扩大了司法程序中原告资格和受案范围以及诉讼请求，为公共利益保护提供了合理有效的制度保障。     

论民行检察与公益诉讼的耦合性

公益诉讼理论为维护公共利益提供了一种新模式,需要在既有制度体系中寻求合理衔接和耦合。民行检察制度作为检察监督权的表现形式,具有维护公益的制度功能。公益诉讼和民行检察在价值目标、案件性质、案件范围、启动方式、司法规制上具有内在的藕合性,这种藕合性分析有可能为两种制度的完善和实践提供新的视角。     

论实习生伤害事故的责任承担

实习生在实习期间难免发生伤害事故，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目前对处理实习生伤害事故的法律却并不健全，《工伤保险条例》将实习生伤害事故排除在工伤保险之外，以侵权法来保护受伤害的实习生不仅效率低下、成本较高，而且也不足以有效维护受伤害实习生的权益。在此情形下，有必要重新将实习生伤害事故纳入工伤保险的范围，在立法改变之前，则应充分发挥商业保险的作用，以分散风险，确保受伤害实习生的权益。     

行政机关自我规制动力探究

行政机关既是追求物质利益的经济人,也是重视社会关系的社会人。行政机关自我规制的内部动力归根结底是其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之后的理性选择。行政机关自我规制的外部动力主要在于外部规制功能的不足,而这种不足恰好可以由自我规制弥补。确保行政机关自我规制动力的持续性既依赖于制度的保障,也依赖于技术的支持。惟其如此,行政机关才能彰显自我规制的力量,树立良好机关形象。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实践的逻辑起点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实践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具有较强的联动性;要科学地揭示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实践的逻辑起点,必须着眼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宏观历史高度,深入分析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实践的逻辑转换过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实践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不断实现民族复兴的过程中历史地生成的实践运动。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司法认定中的难点与完善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设立,是为了不使以非法手段获取财物的行为人由于证据不足而逃脱法律制裁所采取的一项立法救济司法的权宜之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一种持有型犯罪,其在客观方面的表现是行为人拥有超过合法收入且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其本质特征在于行为人持有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的行为。同时,在几年的司法实践中有诸多操作难点,存在一些问题,对此我们应该完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刑罚。     

公共劣品的法律责任研究

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民生问题日渐突出，原因之一在于公共产品保障制度的缺位。违背公共产品价值追求的公共劣品层出不穷，危害深远不容小视，究竟该由谁负责。政府是公共产品供给的首要责任人，必须对产品的性能做出合理保障，依法承担公共劣品损害之责任。公共劣品已成为国际热点问题，部分国家已开始卓有成效地尝试，努力治理该问题，如建立集体申诉制度、违宪审查制度、公益诉讼制度。中国可以参考有关实践经验，结合本国国情，制定保障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法律，明确公共劣品法律责任的归责要件和救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