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时代的劳动之我见——兼评非物质劳动思想

西方左翼的非物质劳动思想不能从本质上反映信息时代的劳动,因为它与生产工具的性质无关。曼纽尔·卡斯特提出了以网络化为特点的"信息化范式的劳动",但忽视了人工智能对劳动的影响。在信息时代的智能化台阶上,劳动工具由机器演进为智能自动化生产体系,从而使得直接生产过程分裂为生产前端和生产后端两部分。信息时代的劳动在本质上是知识劳动,主要表现为两种知识性服务,一是前端为后端提供服务,二是人对人提供服务,二者构成信息时代的劳动的总和。     

近代中国基层司法中的批词研究

批词是传统中国司法活动中重要的司法文书形式。审判官利用批词推动着传统诉讼进程。清代州县诉讼中的批词,无论在适用阶段、对象还是内容上都丰富多变,代表传统全能型审判官在无分行政与司法、实体与程序的情景下对案件处理的一种灵活方式。民国基层司法中批词仍然存在,其在发挥程序性作用方面与清代类似,但在案件的实体问题上已为正式的法律判决书所替代。这种既有关联又有区别的特点显示出近代中国基层司法文化演进的延续性。     

紧急状态的宪法实施机制与完善路径

我国宪法紧急状态确立了立法机关保留、法律优先原则、要式职权行为、比例原则等法定实施标准,但在实践中,由于《传染病防治法》等单行立法包含了事实上的紧急状态非常措施,且专门的紧急状态法缺位,导致国家决定和宣布紧急状态面临困难,紧急状态下应当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另行规定的非常措施缺失,基层实践中出现以应急状态之名行紧急状态之实的争议。完善国家非常状态法治建设,关键是加强紧急状态的宪法实施工作,当前,紧急状态立法应遵循上位法、关系法、平衡法的原则,宜采取一般法与单行法相结合的渐进模式。紧急状态宪法实施需规范行政职权行为,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另行规定"、法律监督、执法检查、答复法律询问等职权。     

加强政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探析

政法大学生是我国政法队伍的后备力量,他们的素质尤其是政治素质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必须根据党和国家对政法人才的要求,紧密结合他们的实际和未来职业需要,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有针对性地进行忠诚于党和国家、忠诚于人民和法律以及廉洁奉公教育,以砥砺品质、锤炼作风;必须加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教育,打好正确认识案件事实、公正执法的思想基础,以适应新时期政法工作的需要。     

反腐新思维：以利益背反打破攻守同盟

现有法律同时惩罚行贿者和受贿者，为“同时惩罚方案”，往往导致双方的利益攻守同盟，不利于高效反腐。“利益背反方案”提出了反腐新思维，能够打破腐败中的攻守同盟。此方案将行贿受贿分为受贿阶段与完成阶段。在受贿阶段，只要受贿者主动坦白，则他不但无过，反而有功，而对行贿者则予以惩罚；在完成阶段则相反。若此，在任一阶段都有且只有一方获利并且有且只有一方受损，于是形成双方利益与风险的多重背反；同时，任何一方自身的利益与风险也是背反的，即利益越大风险反而越小，利益越小风险反而越大。于是，双方成为利益敌人，从而打破攻守同盟。此外，利益背反还具有中立性、操作性很强、反腐败成本很低、适用范围很广等优点。     

旅游发展、生态生产力与欠发达少数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新时期我国重要发展目标之一,但我国欠发达地区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生态文明建设落后。我们认为欠发达地区的传统生产力亟需转型为新型生产力,而旅游在经济、社会、生态发展三个维度的作用力充分说明了旅游生产力是推进欠发达地区发展的新型有效生态生产力。具体分析中,从资源要素转化、循环经济发展、产业生态化及产品生态化四个方面探讨欠发达地区生态文明建设路径。     

打破“双重边缘化”的困境——当代苏格兰妇女争取平等代表权运动探析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了打破妇女“双重边缘化”的困境,苏格兰女权主义者积极参与苏格兰的宪政改革运动.本文以苏格兰妇女争取平等代表权为中心,从苏格兰女权运动与宪政改革运动相结合的视角,阐述苏格兰女权主义者从争取认可平等代表权的原则到对其实施机制达成一致妥协的奋斗历程,总结苏格兰平等代表权运动取得的成效,为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妇女运动提供经验反思与借鉴.     

藏传佛教美术风格问题的反思——以西藏夏鲁寺美术为例

风格问题是美术史中的一个老话题,同样也是藏传佛教美术研究的主要话题。"藏传佛教美术风格"的理论研究架构借鉴于西方美术史学界,并无自身独特的理论系统支撑。部分西藏美术史学者提出的"夏鲁风格"欠学理性,这是目前西藏美术史研究对风格术语使用所存在的普遍性问题。以"夏鲁寺美术"为典型对藏传佛教美术的风格问题进行反思,对廓清目前藏传佛教美术史研究中的相关问题有重要意义。     

The impact of licensed-knowledge attributes on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licensee firms: evidence from the Chinese electronic industry

In this article, we provide a compelling case for demonstrating “learning-by-licensing,” and we further investigate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specific licensed-knowledge attributes on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licensee firms. This case is based on a unique dataset from the China Stat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regarding technology-licensing activities and spanning the years 2000–2010. Using this dataset we make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the lagging learning effect that transferee firms experience when they in-license technology. The empirical results from 71 Chinese electronic-industry firms reconfirm the concept of “learning-by-licensing.” Moreover, the results also indicate that both technology complexity and technology generality, which are attributes of licensed knowledge, have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 in-licensing and the subsequent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licensee firms. However, such a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 was not found for the newness of technology.     

中国公共服务体制改革30年

本文总结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公共服务发展的成就,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并对其体制、机制障碍进行了剖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构建政府公共服务职责体系,深化公共服务体制改革;加快公共财政体制改革,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完善城乡公共服务体系,提升公共服务绩效;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格局等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