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检察机关诉讼职能与监督职能的优化配置

近年来,我国有部分检察机关在职能配置方面做出改革,将诉讼职能与监督职能进行不同程度的分离。两职能的分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检察机关作为控方当事人和中立监督者之间的角色冲突,提升內外监督的适用效果。但在实践中,两职能在功能和运行上都难以分离,即使分离也会导致诉讼效率上的问题。因此,我们应正视检察机关职能配置改革中的局限性;坚持以诉讼职能为主,监督职能为辅的基本原则;在原运行模式的基础上,采取将一部分职能适度分离的优化进路;不同层级检察机关可结合各自特点,采用不同的职能配置模式。     

考选分离:完善现行公务员选拔制度的思考

通过考试选拔人才是西方文官制度的核心,也是我国当前公务员选拔的核心方式。但是我国当前针对具体岗位广泛考选的公务员选拔方式存在着诸多问题,亟需进行完善。唐代文官选拔制度作为文官考试的重要发端,其考选分离、多科目选拔人才及文官"守选"、"循资格"等措施都对完善现行公务员选拔制度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本文运用文献研究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对现行公务员选拔制度存在的问题和唐代文官选拔制度的特点进行比较分析,提出了建立公务员储备干部制度、调整公务员考试机制、加强岗前培训机制和完善晋升激励机制的思路。     

司法鉴定在刑事侦查中的运用

司法鉴定在侦查中对案件事实证明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引发错误认定事实的风险。近年来,侦查中运用司法鉴定的比例有所提升,但刑事错案的背后揭示鉴定样本的收集过程在规范化、程序化方面做得还不够。鉴定意见随着案卷进入后续程序,并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发挥证明作用。侦查中的司法鉴定存在运用尚不充分、样本的收集保管不够规范、司法人员迷信鉴定意见等问题。其进路在于进一步提高侦查中的鉴定技术含量,规范鉴定样本的收集程序,转变对鉴定意见迷信的观念。     

基于协同学的西部民族地区旅游城镇化发展研究

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有着多样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引人入胜的自然生态,发展魅力独具的旅游业可谓得天独厚。本文尝试将西部民族地区设定为整体的系统单元,运用哈肯协同学理论对西部民族地区旅游城镇化发展模式作理论上的架构。论文指出:区域旅游业和城镇化发展是西部民族地区旅游城镇化发展的序参量,宏、微观政策环境是其西部民族地区旅游城镇发展的控制参量。     

刑事立法政策论纲

刑事立法政策,是指在刑事立法领域中所奉行的基本刑事政策和具体刑事政策的总和,其构成要素包括刑事立法政策客体、刑事立法政策主体、刑事立法政策行为、刑事立法政策环境四项。我国现阶段刑事立法政策价值权衡的基本立场,可以概括为"三大一小理念"和"两个至上理念"。刑事立法政策在国家整体刑事政策的整合功能、导向功能与调节功能三者之间必须进行某种功能整合。刑事立法政策能直接指导刑法立法和刑法修正。刑事立法政策的具体内容在基本层面上具有综合指导刑事司法政策的意义,且能间接校正刑事司法和刑法解释的具体活动。     

论纪检监察机关办案方式的调整——以刑事诉讼法的最新修正为背景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将对纪检监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活动和现有的办案模式产生一定的影响。为实现纪检监察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的无缝对接,需要对纪检监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方式和办案模式进行必要调整。在调查取证方面,应当提高调查取证程序的规范性,加强对被调查人基本权利的保障,保证所取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能力,必要时还应对取证程序的合法性进行证明。在办案模式方面,应当与检察机关建立新型的合作分工关系,在证据收集及程序进行方面对检察机关予以协助,并参与相关的诉讼活动。     

从保释制度到我国取保候审——借鉴与完善

保释制度与我国的取保候审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我国取保候审并没有国外保释制度发展得好。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取保候审适用率低、保证方式欠缺、决定主体分工不详、取保候审功能异化、重复取保等。基于对产生此类问题的原因的考察,应在对国外保释制度借鉴的基础上完善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     

刑事证据视野中的盘查记录

盘查记录有《当场盘问、检查笔录》和《挡获经过（说明）》两种形式,它们在制作主体、形成时间空间、证明内容等方面具有不同特点,之所以如此,源于不同的警务机制。盘查记录的诉讼证据资格不应有任何疑问,这是因为在＂违法—犯罪二元追诉机制＂下,刑事立案前的查缉活动由负责日常警务的警察依法进行,由此获得的证据必然具有合法性。在证明作用方面,盘查记录因其证明内容的综合性、直接性和不可替代性,从而具备了很强的诉讼推进能力。从立法完善角度,应当统一盘查记录的形式,规范其制作方式和记载内容,明确盘查记录的诉讼证据地位。     

程序公正与刑事诉讼中的鉴定启动权

鉴定启动权本质上是举证权,而不是准司法权。在我国刑事诉讼中,鉴定启动权的配置具有单向的控方主导型的特点,有违程序公正理念,削弱了当事人的举证权,与大陆法的"鉴定权主义"和英美法的"鉴定人主义"制度均存在差距,不利于查明案件的事实和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刑事诉讼法》可以通过赋予辩方有条件的鉴定启动权和救济权的方法对鉴定制度予以完善。     

三论被告人承担客观证明责任——应用于刑事辩解和刑事推定的知识论阐释

“被告人的客观证明责任”作为分析工具,可以对被告人的刑事辩解问题和刑事推定问题进行知识论的解释。解释结果分别是,被告人刑事辩解可分为纯粹的权利型和纯粹的义务型两种,认为刑事辩解既具有权利性质又具有义务性质的观点,似是而非;违法阻却事由和责任阻却事由的刑事辩解,是否需要被告人承担客观证明责任,由我国特有的犯罪构成要件理论和刑事诉讼结构来确定;确定刑事推定的合理语义,需要分析我国刑事推定特有的语用环境,刑事推定的语用分析是其语义分析的充分必要条件。应当把刑事推定的转换证明责任规范功能,作为刑事推定规则的主要功能定位．以此确定刑事推定的合理语义。对此有两种理论选择,激进的做法是直接取消刑事推定的概念,因为此概念既无用也有害,可以用“被告人的客观证明责任”概念来代替有关刑事推定问题的分析：温和的做法是改变学界多数学者遵循的从“语义”到“语用”的研究路径,应反其道而行之,由“语用”到“语义”来进行研究．这是克服学界在刑事推定问题上众说纷纭、确定刑事推定合理语义的适当办法。作为分析工具的“被告人的客观证明责任”,有着自身的理论适用范围以及相应的理论分析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