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过程、制度结构与危机预防——一个群体性事件发生和预防机制的分析框架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都有自身的发展逻辑.从潜在危机发展为群体性事件,需要经历一系列的发展酝酿,在整个发展过程中都可以通过积极有效的介入防止事件的最终发生.本文由此构建了群体性事件发展过程的一般路径.而另一方面,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又与政府目前的体制和利益结构密切相关,本文从利益冲突和行政吸纳体制的角度,提出了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体制原因.为此,要构建一个有效的危机预防体系,既需要遵循群体性事件的发展规律,又要考虑目前政府的体制结构的影响.本文为此提出从短期策略和长期战略两个阶段,构建危机预防的有效机制.     

风险社会语境下的政府危机公关探析

全球进入风险社会已经成为共识,风险管理包括政府危机公关成了政府管理的一个核心使命。政府危机公关的途径主要包括参与政府危机管理、跟踪危机进程、把握舆论导向和搭建社会平台。政府危机公关的逻辑起点在于人的矛盾的化解,本质在于信息的传播沟通。对于我国目前社会转型期带来的孽生风险,政府危机公关的意义可以从行为层面、性质层面和价值层面得到显现。     

社会政策中公民参与有效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当前社会政策中的公民参与机制的缺失和弱化与公民参与意识的普遍觉醒两者矛盾交织,而社会政策既是社会公正理念的体现,也是民生问题的解决之道。我们需要探求公民参与社会政策的有效机制,从政府治理变革、增强公民参与能力、完善公民参与制度等方面进行制度设计,保证社会政策的公正性与合法性。     

强镇扩权:发达地区城乡一体化建设的突破口——对浙江绍兴县强镇扩权的跟踪调研

通过调研发现,强镇扩权的根本动因是经济强镇政府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与其发展已经越来越不相适应,乡镇治理结构与区域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影响了县域经济社会的提升。从强镇扩权的的绩效来看,强镇扩权对于调整县镇关系、提升中心镇的活力,统筹城乡发展,具有积极的效应。同时,发现强镇扩权也面临县城中心城市弱化、机构膨胀、法律缺失、如何有效监督等方面的挑战。提出了深化强镇扩权改革路径:建立县镇联动机制,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中心镇政府从管理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实现中心镇定岗定编法制化;提高授权效能与强化用权监管相结合;健全政绩考核制度和规划建设用地制度;加强专业培训,提高政府能力。     

客观评估与主观评估:政府绩效评估的类型学分析

政府绩效评估是公共管理研究和实践中的重要话题。从学术文献来看,政府绩效评估形成了客观评估与主观评估两种类型,围绕这两种评估模式,学术界展开了长达数十年之久的争论,即一些学者认为主观评估不能准确测量政府绩效,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客观评估不能全面反映政府的真实绩效。这种争论反映了公共管理是科学还是艺术的价值分歧,持公共管理是科学观的学者则支持客观评估模式,而信奉公共管理是艺术的学者则主张主观评估模式。事实上,客观与主观两种评估模式都有局限,应从社会建构理论视角弥合公共管理是科学还是艺术的二元对立,以重构政府绩效评估模式,亦可称之为复合式政府绩效评价。     

传统文化和周恩来的外交思想

周恩来同志作为新中国外交的奠基者,其外交思想是在马列主义指导下科学分析当时国内外形势而形成的,但也吸取了传统文化的营养,受到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这表现在:周恩来外交思想的基本原则受到了传统文化中"和"的精神的影响;其外交礼仪思想吸收了传统礼仪文化的因素;其外交谋略受到了传统谋略思想的启迪;其外交艺术、外交教育思想吸收了传统文化的营养。     

村庄派系与贿选行为——以H村村委会选举为例

村民委员会选举中的贿选行为是村庄派系利益博弈的产物，村庄派系既是贿选的始作俑者又是贿选的操纵主体。派系核心精英或竞选者通过组织竞选“班子”和成员分工、秘密调查和确定贿选对象、选择贿选方式和宣传动员、实施贿选和投票监控等一系列环节来完成贿选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利用相关法律制度某些漏洞和村庄文化网络关系来规避法律制度的调整和约束。所以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和强化农村民主素质教育是治理贿选行为的关键。     

行政监察专员制度：信访制度的替代性制度选择

尽管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我国信访制度仍然面临许多矛盾和困境。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承担类似法外救济功能的行政监察专员制度以其独特的制度优势受到越来越多的推崇。借鉴发达国家的制度文明成果改革现行制度,是走出信访困境的现实选择之一。     

结构、制度与文化:群体性事件的动力

近些年中国频发的群体性事件背后有四个关键机制,即非制度化环境机制、暴力救济认知机制以及属于相关机制的边界激活机制和快速启动动员机制。在结构、制度和文化等主要维度上,群体性事件的复杂成因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各个层次上呈现并形成互动态势。在现实经验中,这些机制能够发挥作用以及发挥怎样的作用,取决于它们之间的互动状况,即相互依赖、支撑、嵌入以及不同机制的排列和组合。     

析新中国的生态文明之理路——从毛泽东时期到胡锦涛时期

新中国的生态文明理路发轫于社会主义实践与马克思的生态文明慧识的结合,沿循毛泽东时期的＂对马克思的‘生产的自然条件’理论之探讨＂→邓小平时期的＂对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的矛盾之认知＂→江泽民时期的＂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对立统一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胡锦涛时期的＂全面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理路演进。它体现着现代中国对生态文明的规律性解读之日益深化,并昭示了生态文明理路的合国情演进之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