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宪法监督制度之构想

设立宪法法院负责宪法监督工作是一种最切合实际的完善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方案。除在中央设立宪法法院外,可在地方设立巡回宪法法院。宪法法院应当具有相对独立性。为保证宪法法院有效行使其宪法监督职能,必须赋予其事前审查权、宪法解释权等职权。宪法监督程序须由相应的主体提起。     

村庄理性与合作精神——以浙江W村为例

经济发达地区的富村表明,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正在推动以文化为基础的传统理性向以利益为基础的现代理性转变,并出现理性与非理性、个人理性和公共理性的二元悖论。个人理性主要表现为“自我”的利益行为选择;公共理性主要表现为“集体”的公共利益行为选择。在这样的选择中村庄人际关系理性化和利益计算构成了农村社会关系的基础,由此使得个人理性不断强化和公共理性不断衰弱的态势日益突出,并伴随着非理性冲动的行为方式,从而影响村庄合作精神的提升和村庄平稳发展。因此,在新农村建设中必需加强制度和道德规范建设,促进公共理性的成长,全面提升村庄的合作能力,以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     

地方政府管理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影响——对温州和义乌地方政府管理模式的比较分析

民营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增长点之一。地方政府要在推动民营经济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就必须探寻适合本地实际的政府管理模式。本文通过对浙江温州和义乌两地政府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模式比较,对地方政府管理影响民营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进行了剖析。     

论行政审批制度的价值预期及其逻辑不可能性

行政审批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籍以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的一种主要制度安排 ,是管理行政的制度典型。但是 ,它被人寄以厚望的制度意义并不具有逻辑现实性。明确这一点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就具有坚实的意识基础。     

从传统的固守到开放的竞争

全球化对世界各国文化的深刻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种影响绝不能概而论之为文化的同一性或同质化,而是一种由经济全球化过程所决定的、以文化传播技术为媒介的、以不同文化在全球层面上的大规模交流与互动为内涵的世界文化的发展过程。全球化中的世界文化,会有新陈代谢,但这决不意味着文化的趋同甚至单一化,更不可能出现像某些人所担心的西方化或美国化,因为这种前所未有的文化大交流是互动型的,最有可能的结果只能是:各种文化在与不同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当前形势下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商品——比…     

“寻根文学”与未完成的民族叙事

寻根文学之于新时期文学的意义是巨大而深远的,它是知青作家的一次集体出场,也是民族叙事的一次续接。虽然寻根的文化内涵和审美属性与其宗旨存在一定程度的偏离,但置于现代性视野中看,它还是有着自身特殊的精神谱系和文学史价值。     

关于企业家"文化人"人性假设的探究

文章认为以往的管理理论明显存在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管理理论主要是关于被管理者的理论,忽视对管理者的应有关注;二是人性假设仅仅是必要的前提,忽视人性在实践过程中的改造和自我超越。文章从多重视角,提出和初步阐述了企业家“文化人”人性假设理论的依据和意义。     

浙江产业集群竞争力调查

本文运用产业集群的竞争力理论,根据实地问卷调查获得的大量数据,分别从要素条件、需求状况、产业关联和市场环境等四个方面分析了浙江产业集群的竞争力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未来的发展方向.最后,就进一步提升浙江产业集群的竞争力问题,提出了一些相关的政策建议.     

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反馈对立格局——新中国邓小平时期的生态文明理路探析

新中国邓小平时期的生态文明理路主要表现为:随着工业文明迅猛发展与生态环境日趋退化的事实展露,中国人懂得了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反馈对立质底。它具体表现为:在生产方式上,工业文明的经济系统对资源环境需求的无限性与生态文明所需的生态系统满足这种需求的能力,特别是自我更新能力的有限性的矛盾;在消费方式上,工业文明必需的"过度消费"模式与生态文明倡导的"适度消费"模式的对立;在文化价值观上,工业文明将"贪欲"视为社会创新与进步的动源(动力之源与动向之源)的观念与生态文明控制"贪欲"以维护人与自然之间"平衡的物质变換关系"的见解的矛盾。邓小平对此采取的对策是:在承认工业文明市场经济的前提下,综合、平衡与协调中国发展所需的各种目标,在此基础上采取尽可能向生态文明倾斜的对策。邓小平的决策是实事求是的。因为在市场经济不容否定的境遇中,他只能否定那种永不知足地追求物质财富而必然引发生态危机的现代化,代之以"兼顾生态文明的现代化",这使得他能在利用"资本逻辑"的同时限制"资本逻辑"的反生态文明作用。然而,毋庸讳言的是,仅仅限制"资本逻辑"并不能完全实现生态文明。因为既然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具有反馈对立的质底,那么"资本逻辑"对生态的破坏作用也就是本根性的。仅仅限制"资本逻辑"只能降低其破坏程度,而要从根本上杜绝这种破坏,就得最终超越"资本逻辑"。依据这种视角,新中国邓小平时期的生态文明思想只能算是"过渡性"、"中介性"的生态文明理路,它有待于接踵而至的"可持续发展观"来超越并发展。     

论中国当下的道德自由层次

中国当下的道德自由境况包括三个层次:道德自由的最基本状态——以"无害"为原则的市场经济伦理;高于经济伦理的道德自由——以"有益"为原则的社会伦理;道德自由的"至善"境界——个人加入人类的"永恒存在"原则。这符合当下中国社会存在的正常道德要求,因此不存在所谓"道德退化"。问题是:人们没有厘清由计划经济的他律性道德转型为市场经济的自律性道德的必然性,因而往往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抽象道德词语,来对照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不合理"现实,从而得出了今不如昔的道德感叹。中国当下道德较之计划经济时代之道德具有进步性。现今中国人对待道德自由的态度应该是:在守住市场经济伦理的道德底线的同时,努力达到普遍认同的社会伦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倡全社会向高尚的"至善"道德趋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