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的不法与司法的不正义（上）——违反正当法律程序

在司法过程中,法官不依法裁判就是司法的不法,没有公平与公正裁判就是司法的不正义。在司法领域也存在着如下的拉德布鲁赫公式：在司法的不法与虽不正义但仍属依法裁判的司法之间划出一条截然分明的界限是不可能的,但最大限度明晰地作出另外一种划界还是可能的,即凡正义根本不被追求或构成正义之核心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有意不被承认的司法裁决,就不仅仅是司法的不正义,它根本上就是司法的不法。     

寻衅滋事罪与故意毁坏财物罪的界分与适用——以张某“毁损财物”案为例

准确认定寻衅滋事罪与故意毁坏财物罪之间的界限,一直困扰着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结合个案来分析寻衅滋事罪与故意毁坏财物罪之间的关系,便于揭示两者之间的区分标准与处理原则。     

妨害清算罪之立法反思与完善——以我国现行公司、企业清算制度为背景

随着新《公司法》、《企业破产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我国公司、企业清算制度的法律框架基本形成,对清算人②、清算义务人③等相关主体违法清算或怠于清算的民事和行政责任追究机制亦逐步完善。然而在刑法规制层面上,则仅有妨害清算罪这一罪名,并且由于其立法之内在缺陷,未能完全反映当前公司、企业清算制度在刑法上的要求。因而有必要借鉴国外立法经验,从行为方式、时间要素、犯罪主体等构成要件方面入手,完善妨害清算罪立法,以期实现对公司、企业清算制度及债权人利益的全面刑法保护。     

《刑法修正案（六）》第七条和第八条之研讨

从刑事立法的演化进程看,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和第一百六十四条是从贪污贿赂罪中逐渐剥离而分立出来的,实践中将其统称为商业贿赂罪的做法不够严谨科学。《刑法修正案(六)》第七条和第八条将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和第一百六十四条的受贿主体由原来的“公司企业人员”扩展至“公司企业及其他单位工作人员”,为打击既非公司企业工作人员、也非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或准国家工作人员的收受贿赂行为及对之行贿的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其罪名可确定为“非公务人员受贿罪”与“对非公务人员行贿罪”。司法适用中也应注意修正案的时间效力及法条援引方法。     

论契约自由原则的发展及其动因

“契约自由是合同法的灵魂和生命。”它发源于罗马法，确立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进入20世纪后，随着其产生之社会基础的变化．各国普遍对契约自由给予一定的规制，以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契约公正。从契约自由原则的兴起、确立及现代社会对其的规制，宏观把握契约自由原则发展的历史进程，并洞见其发展动因。     

我国诱惑侦查之现状及法律规制

诱惑侦查是指侦查人员设置圈套或诱饵,暗示或诱使侦查对象暴露其犯罪意图并实施犯罪行为,待犯罪行为实施时或结果发生后,拘捕被诱惑者。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形式,因其成功侦破特殊类型的犯罪案件的高效性而在我国得到越来越多的运用。但这一侦查手段在实践运用中存在许多问题。我们可借鉴国外的法理和实践,从侦查目的、侦查模式及法治化要求的角度对诱惑侦查全面分析,并对其有效规范和制约,以更好地发挥其作用,规避其危险性。     

论持有型犯罪的罪过形式

本文把持有型犯罪分为“拒不说明”型和单纯持有型两种 ,并指出单纯持有型犯罪的罪过设置在我国刑事立法上的缺陷 :由于罪过设置不明朗 ,容易使人把单纯持有型犯罪作为无罪过形式的犯罪来对待 ,以致有悖于主、客观要件相统一的定罪原则使司法运作陷入尴尬境地。因此作者建议 :立法上对于单纯持有型犯罪的罪过设计可参照拒不说明型犯罪的规定完善之。     

“三个代表”:“三个有利于”标准在21世纪的理论创新

“三个代表”和“三个有利于”是内容丰富、体系完整的两大理论框架;“三个有利于”发展为“三个代表”是一般和个别哲学原理辩证运动的必然结果;“三个有利于”与“三个代表”是不同时期党内认识最新成就的结晶。     

征地补偿法律问题研究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我国的城市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也已经开始加速。城镇化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征地问题。然而,失地农民在征地过程中却得不到相应合理的补偿,自身合法利益经常遭受侵害。文章在研究现阶段征地补偿的现状基础上,从法律视角分析了征地补偿诸多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立法建议。     

电子政务现实冲突及其解决

当前我国电子政务在现实中与政府管理创新、政府组织结构、法律滞后、行政成本、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及安全等产生冲突。对于这些冲突,一方面要从行政机制上寻求解决方案,另一方面要用立法的办法来解决。立法解决是在立法原则的基础上,订立电子政务相关法律的基础性体系、核心性体系和运作性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