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带一路”看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机遇与前景

在特朗普奉行"美国优先"政策、东亚地区局势变化、日本拓展海外市场的诉求增强、"一带一路"先期成果显著的情况下,2017年春季以来中日关系呈现改善势头,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发生变化。中日两国围绕"一带一路"对接合作的氛围升温,开始进入务实性探讨和初步合作阶段。2018年10月,安倍首相正式访华,中日双方签署了五十多项有关第三方市场合作协议,在基础设施、金融、物流、能源环保、产业升级、现代农业、电子商务等领域将逐步开展合作。今后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过程中,将面临一些挑战,如美国因素干扰、中日关系不稳固、中日制度性差异、第三方市场不确定性、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等,需要中日两国共同努力,克服困难和阻力,促进中日关系良性运行,在合作中求同存异,携手共促本地区的发展和繁荣,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美伊关系的症结及美国视野下的"伊朗问题"新发展

2019年是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40周年,也是美伊对抗的40年。美伊关系的症结在于各自国内均存在强大的反对对方的政治势力,特别是美国社会对人质危机的记忆以及反对伊朗的政治游说严重限制了美伊关系的发展。美国视野下的"伊朗问题"始于"伊朗伊斯兰政权问题",延伸出"伊朗核问题",又因"伊朗扩张问题"而更加复杂。其中,"伊朗核问题"是近期美伊敌对关系的集中体现。由于上述三大问题相互叠加、相互联动,"伊朗核问题"将会更加复杂难解。     

1948 年香港工商界“反美扶日”运动

1948年香港工商界的“反美扶日”运动,是当时全国性的“反美扶日”爱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从行动起来抵制日货,到组织起来“反美扶日”两个发展阶段。由于香港政治经济地位的特殊性,致使香港与内地的“反美扶日”运动在参与主体、关注领域、领导力量、斗争目标和方式等方面具有显著的差异;同时,面对共同的“反美扶日”主题,香港工商界与内地青年学生的表现又具有内在的高度一致性,都始终高扬爱国主义旗帜,关心国家民族命运,捍卫国家民族利益。     

“锐实力”陷阱下当代中国外交的路径选择

权力是政治学的核心概念,权力概念在发展过程中衍生出了硬权力、软权力和某种程度上两者相结合的"巧实力"。权力概念的变化反映了国际格局和世界力量对比的深刻变革,而"锐实力"更是某些西方国家基于对自身实力相对下降及权力转移的深刻担忧而创造出的带有明显价值判断色彩的西方中心主义词语。西方国家试图延缓中国的快速发展,给中国创造了"语境陷阱"。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应积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顺应和平、发展、合作的历史潮流,积极主动掌握话语权,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孕育的"睿实力"和开放包容的心态,破除"锐实力"的负面影响,加快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步伐。     

社会组织"走出去"与外交统筹能力提升

中国社会组织对外开展民生合作和国际公益活动,是实现民心相通的重要桥梁。要服务好社会组织"走出去",必须进一步提升中国外交的统筹协调能力。通过政府对社会组织相关活动的政治引领、在多边外交中与社会组织的立体配合、加强对社会组织海外活动的本地支撑等,社会组织的国际活动才能更好地融入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体布局中。     

论伟大斗争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伟大斗争"是当代中国发展的伟大动力,是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革命性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整个历史,就是一部伟大斗争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伟大斗争"也打上了新时代的烙印,具有不同的形式和内容,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肩负着新的历史使命。历史上的伟大民族无一例外都是在"伟大斗争"中炼成的。今天,中国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行百里者半九十。越是接近目标,斗争的风险越大。我们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坚决打赢新时代的伟大斗争,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顽强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