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案速揽

福特中国被诉商标侵权近日,四川野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涉嫌商标侵权为由,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旗下跑车MUSTANG的中文名与其品牌重名,并要求赔偿1000万元人民币。资料显示,四川野马的前身是四川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其"野马"的商标使用可以追溯到1986年,一直作为品牌保留至今。而福特中国旗下的MUSTANG车型则于1962年研发,其中文翻译也是"野马",所以该车型在国     

解读“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我国法治建设的蓝图更加清晰,法治建设的号角更加嘹亮,法治建设的目标、任务、措施更加具体。《决定》中明确提出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严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审查、运用证据,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     

国是

高层HIGH LEVEL贾庆林:"九二共识"是一个客观事实2011年12月16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成立2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出席大会,他强调。"九二共识"是一个客观事实,而且是一个对两岸关系发展不断发挥重大积极作用的事实。否定"九二共识",     

小保信箱

合同有约定也不能随意调岗小保:2010年1月,我被某信息咨询总公司B分公司聘为技术员,双方签订了3年期劳动合同。对我的工作地点、岗位职务、工资等都作了具体约定。合同还明确约定:"因生产经营需要及其实际工作能力和表现,公司可调动其工作岗位,劳动者应予服从。"2011年12月,总公司在例行年度检查时,发现B分公司有关人员违法行为,总公司负责调查此     

司法裁判视野下的原因自由行为——基于49份案例的实证分析

文章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通过对49份裁判文书的整理和分析,发现我国司法实践与理论研究中存在着冲突,其一,对行为人刑事责任能力认定的不同,其二,我国法律规定与实践中不相适应,其三,理论中对行为人主观状态的分类和司法实践中的认定不同。实践和理论的不一致是因为对原因自由行为可罚性依据在我国学界并未达成共识,因此出现学术争鸣不断,实践中裁判各不相同。原因自由行为其不具有从轻处罚的情节,应在司法实践中予以规范,统一司法实践中对原因自由行为的量刑考虑。     

新发展理念的哲学依据、理论内涵和落实切入点

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主要内容的新发展理念,是辩证发展、为民发展的典范。新发展理念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创新发展是动力,协调发展是内在要求,绿色发展是必要条件,开放发展是必由之路,共享发展是本质要求。创新发展的关键靠人才,协调发展的重点是补短板,绿色发展的关键是转观念,开放发展的目标是共赢,共享发展的本质是共富。     

论跨代补偿正义

诺奇克提出了补偿正义的标准,但存在概率论与可能世界两个反驳论证。跨代补偿正义不仅面对这两个反驳,而且必须直面反事实条件和身份同一性的伦理难题。舍尔有效地回避了这两个伦理难题,并给出了一个弱证明。跨代补偿正义争论的焦点是关于历时性与共时性、因果关系的证明问题。跨代补偿正义的主张虽然符合人们的道德直觉,但它的实现不仅需要跨越复杂的理论障碍,而且需要排除诸多的现实条件约束。     

刑事诉讼中情况说明之于定案依据

刑事诉讼中,司法人员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依据,然而,侦查机关以情况说明来强化、补充证据,加强法官内心确信的方式在实践中被大量运用的做法,值得关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定证据种类里并无情况说明这一形式,而审判中又必须依赖于情况说明来解决相关问题。但对于情况说明的定位及如何使用,理论界、司法实务界认识不一。笔者对这一问题进行探     

声音

不管日方给两只大熊猫取什么样的名字,都改变不了这两只大熊猫属于中国的事实,就像不管日方给钓鱼岛取什么样的名字,也改变不了钓鱼岛属于中国的事实。——洪磊对于近日一只中国租借到日本上野动物园的熊猫怀孕,石原慎太郎称可用"尖尖"、"阁阁"称呼熊猫幼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回应道。     

重塑董事范畴:从形式主义迈向实质主义

我国公司法对董事范畴的界定奉行形式主义,仅承认经过选任所产生的形式董事.该种形式主义的董事界定路径存在明显短板:无法涵盖存在选任瑕疵的董事、失格董事、逾期董事乃至于非为董事但为董事行为者,支配或影响公司行为的幕后主体更是在董事责任的射程之外.在我国公司股权集中的公司治理实践中,形式董事易于受到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不当影响而失却其固有价值,进而沦为公司治理中的花瓶.相较于形式主义的董事范畴,实质主义的董事范畴能够全面覆盖各类董事的外延类型,锚定我国公司治理中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不当影响及其责任边界,避免强化控股股东义务对公司组织体产生的过度干涉,夯实董事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地位.我国公司法修改应当着力于建构包括事实董事和影子董事在内的实质董事范畴,共同与形式董事构成完整的董事类型体系.对事实董事的界定应当建立在我国董事职权的本土规范基础之上,排除非属于履行董事职权的行为.对影子董事的认定应当重在认定行为人操纵公司董事的行为,并放弃对公司董事会的控制要件.符合前述构成条件的实质董事,与形式董事负担同等法律责任,以厘清股东与公司的行为边界,淳化公司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