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终结的制约因素辨识

政策终结是提高政策绩效的有效方式,但目前政策终结障碍重重,通过对政策终结的制约因素剖析,可以为政策终结提供突破口进而改善政策绩效。通过对文献及其现实的研究发现,以下四种力量制约着政策终结的顺利推进:行政理念的传统保守取向衍生强烈的忠诚可能会顽固地抵制变革,排斥与现有政策相左的事情;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扩大促成了行政官僚转变为涉及他人利益的自身利益的终极法官;政策问题本身、政策执行过程以及外界环境等多种因素干预表明任何一个自变量的不确定或模糊性都会影响政策质量的判断;政府系统中的职能、组织、政策与项目之间的相互交织与互为手段使得政策终结的方式、资源、推动力选择更具复杂性。     

政府财政支持高新技术发展的理论与对策研究

本文以高新技术的准公共性分析为切入点,分别从规范分析与生产函数模型分析角度论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政府财政支持的必要性与理论依据,并进一步分析在高新技术领域中我国财政投融资总量与结构以及财税优惠政策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财政支持高新技术发展的政策建议。     

党章，党内生活的“度量衡”

1847年6月，一批流亡工人在英国伦敦召开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大会，宣告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制定了由恩格斯和沃尔弗起草的同盟章程。同年11月，在有马克思、恩格斯出席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又正式通过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正式规定了同盟的政治方向、组织制度和对入盟者的要求。这个章程就是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的章程。     

名刊要览

6月14日《东洋经济周刊》(日本)日美同盟不应过分担忧中国威胁日本人对日美同盟关系表示不满。这与日本人对美国没有在朝核和绑架等问题上充分地为日本利益代言的担心有关。出现这样的担忧,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但是,美国不会看重中国而抛弃日本,理由是价值观和威胁。与     

战后日美同盟关系的转型与日本角色的嬗变

日美关系经历了日本从属美国、半占领状态到相对平等的伙伴关系一系列变化。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日本一跃成为世界屈指可数的经济大国之一,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又开始强化日美同盟关系,谋求成为"政治大国"。2001年"9.11"事件后日美同盟关系的重新调整,既是后冷战时期美国全球军事战略重新部署在亚太地区的客观体现,又是日本借机实现国家利益,欲达成其角色重要嬗变的主观诉求。这不仅为日本的安全防卫和政治外交政策带来了变化,而且还对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战略态势产生着深远影响。     

从同盟到伙伴：中朝关系的历史演变

中朝两国由同盟转变成伙伴关系，国家利益成为处理两国关系的重要原则。21世纪初中朝伙伴关系持续发展。但也有许多矛盾和摩擦。     

中日文化交流的桥梁——禅宗

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禅宗起着桥梁的作用。禅宗不仅作为一种宗教传入日本,而且也作为文化根植于日本的文化之中,日本的武士道、茶道、建筑、庭院以及文学都深受禅宗的影响。在禅宗东渐中起重要作用的是无准师范和日本僧人圆尔辩圆。     

布什能够展示的“外交遗产”

8月4日,布什总统开始了韩国、泰国和中国之行,这是他任内第九次对亚洲的访问。布什当政七年半来,他班子中的一些新老保守派给他出了不少馊主意,打错了伊拉克战争,中东和平进程迄今毫无建树。但他的东亚政策却在稳定中有所推进。布什在泰国阐述了其亚洲战略,表示美国将继续对亚洲的承诺,促进亚洲的民主,建设有信心的和坚定的同盟关系,加强对亚洲的外交和贸易关系,共同应对地区所面临的挑战。     

试析日本亚太外交战略

本文从麻生政府的外交方针切入,考察日本的亚太外交战略.文章认为,日本的亚太外交战略主要应对三大地缘政治难题--东盟共同体建设弱化日本对东盟的影响;日本推进日美同盟的"开放性变革"与东亚正在形成的地区性安保机制产生矛盾;东亚合作的"10+3"与"10+6"框架之间的矛盾.文章分析了日本亚太外交战略的可行性及制约因素,解读其在地缘政治、经济发展等方面的战略意义,以期有助于提升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在日本亚太外交战略中的地位.     

圈子文化与腐败

“圈子”内部的资源配置不断强化着这个“小团体”，使之成为牢不可破的“利益共同体”，甚至是“生死同盟”，彼此间都坚守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原则，“丢车保帅”是应对变故的常用策略。这使得铲除这类腐败现象异常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