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的6G政策及其制约因素

当前，全球6G技术竞争已经拉开帷幕。拜登政府通过制定优惠政策、增加研发经费、推动产学研合作、打造“民主同盟”等措施，大力发展6G技术；试图实现电子技术领导权、技术标准制定权、遏制竞争对手以及维护供应链安全等目标。然而，美国国内利益矛盾、资金投入与分配不平衡，以及盟国利益分歧等因素均制约着其6G的发展。面对美国的挑战，我国应当加强核心技术研发力度，集中资源解决“卡脖子”技术难题；推动“产学研一体化”，提高专利质量和转化率；加强与西方国家的技术合作，分化瓦解“民主同盟”；利用国际法和发展中国家支持应对美国的技术制裁。     

美澳双边安全关系的新发展、战略限度与中长期态势

奥巴马上任以来,美国和澳大利亚双边安全关系出现了新进展:两国安全合作的战略地位提升,技术层面的合作不断加深,安全政策的协调更加密切,澳大利亚在地区安全秩序上进一步偏向美国。但这种新发展也有一定的战略限度,即避免过度激怒中国。由于密切的中澳经济关系、中澳两国间不存在直接的领土冲突以及相对中立更有利于澳大利亚的地区影响力,澳美安全合作短期内存在这样的战略限度。此外,美国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走向的不确定性以及澳大利亚和其他亚太国家关系的发展变化,也是影响澳美安全合作战略限度的因素。两国中长期的安全关系总的来说会朝着更加密切、重要和一体化的方向发展,但这一态势最终取决于地区力量结构以及中美澳三边关系的变化,原因在于,美澳两国之间的安全合作没有太大的现实障碍,并有相当的动力继续加强安全上的合作。同时,随着澳大利亚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成员的经贸依赖关系的加深,对中国经济依赖度的降低可能成为一个影响澳大利亚外交政策选择的长期重要因素。     

岸田政府强化日澳安全合作及其影响北大核心

岸田政府将日澳安全关系提升为除日美同盟外最为密切的安全伙伴关系,并以对澳安全合作为首,加紧构建日美同盟之外的次级对外安全合作体系,包括签署日澳《互惠准入协定》,开展更密切且实操性强的安全合作,侧重“印太”经济安全合作等。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长期化趋势及其需求变化“,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下对“印太战略”的深化,以及通过“准盟友”关系来增强威慑力等是日本这一政策背后的深刻动因,中国则是其主要针对目标。从总体上看,日本对澳安全合作呈现出愈加关注太空、网络等新领域,聚焦东南亚区域,突出塑造“安全规范”等趋势,但发展成正式军事同盟的可能性还不大,其进一步深化也面临不少制约因素。岸田政府强化日澳安全合作将密实美国亚太军事同盟体系,促动“四国机制”军事化,为美日澳三国深化“印太战略”的军事合作提供新助力,在海洋问题特别是台海问题上对中国构成新的挑战,并可能加快日本向“军事大国”转型。     

日美防卫技术合作演变的逻辑

防卫技术合作是日美同盟关系深化的重要体现，也是安全合作以及同盟管控的组成部分。日美防卫技术合作的进展受防卫技术合作的制度化水平和日本在同盟关系中自主化水平双重因素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前，受日本武器出口规范和技术能力的限制，日美之间的防卫技术合作以美国单方面援助日本为主。其后，日本在技术上取得较大突破，开始在对美技术合作与自主技术研发之间寻求平衡，但技术合作制度化水平较低，影响了两国的合作。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之后，日本在解禁“武器出口三原则”的同时，进一步加强技术研发能力、深化与美国的防卫技术合作，并寻求技术合作的多元化。通过日美战斗机研发合作的案例可以发现，看似日本对美国渐趋自主，但仍然难以摆脱对美防卫技术依存的困境。日美之间防卫技术合作的深度以及日本防卫合作对象多元化的广度将是影响日本未来防卫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美韩同盟新调整及其限度北大核心

美韩同盟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双边同盟,被韩国视为外交安全基轴。特朗普时期,在“美国优先”冲击下,美韩同盟一度出现“漂移”。拜登上台后,重新以共同价值观凝聚盟友、遏华谋霸,在“印太战略”框架下重塑美韩同盟。这一系列调整,蕴含着美韩同盟从地区同盟向全球同盟转型和围遏中国的潜在意涵,将对朝鲜半岛局势、东北亚区域秩序和中韩关系造成冲击。从长远看,美韩围绕对朝鲜政策、战略自主存在分歧,日韩关系前景难测,这将对美韩同盟的深化形成制约。     

日本“安保三文件”初析：战略转型与前景展望

日本岸田内阁通过发布“安保三文件”，对国家安全战略和防卫政策作出大幅调整，标志着二战后日本国家发展路线的重大转向。日本重拾激进强军扩武路线，尤其是引入“反击能力”和大幅增加防卫开支，使其“专守防卫”等战后军事约束进一步名存实亡，和平主义发展路线出现动摇。日本国家安全观和对外战略思维突出阵营对抗和大国竞争指向，强化与美西方阵营的意识形态和军事安全捆绑，凸显“冷战回归”色彩，将深刻影响亚太安全环境和全球战略稳定，对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构成新的挑战。同时也要看到，日本施行“安保三文件”、落实强军举措仍面临诸多内外制约和掣肘，在其国力衰退的大背景下本质上属“以攻为守”之举，根本诉求是使日本“摆脱战后体制”，恢复“正常国家”地位，进而谋求在国际秩序变革期中提升大国影响力，未来日本军事大国化仍将是有限度的渐进过程。     

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调整评析

日本内阁会议通过《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整备计划》，要求构建“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提升防卫费，首次将经济安全保障明确纳入《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提出以集“外交力、防卫力、经济力、技术力、信息力”一体的综合国力实现国家安全利益，将中国定位为“最大战略挑战”。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大转向是日本追求“大国化”的表现，也有配合美国战略需求和牵制中国的地缘安全考量。它突破了日本战后长期坚持的“专守防卫”原则，导致其成为新的危险性安全变量，这将加剧大国安全竞争和地区安全冲突风险，导致中日安全关系更为复杂。受内外因素的影响，日本国家安全战略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     

俄罗斯国家杜马第一副主席梅利尼科夫欢送林松添会长一行

4月23日,俄罗斯国家杜马第一副主席、俄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俄中友协主席梅利尼科夫在曾经举办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署招待会的莫斯科大都会酒店红厅会见林松添一行并举行欢送午宴。俄中友协第一副主席库利科娃,中国驻俄罗斯使馆公参刘庆华出席午宴。     

民主党执政以来中日关系的新挑战和新机遇

中日关系长期存在着诸多挑战和矛盾。日本民主党执政以后，有些矛盾相对柔化，有 些矛盾并无实质性改变。2010 年9 月的撞船事件激化了两国固有的一些矛盾，中日两国一度在政 治、经济和海洋巡查领域形成激烈对峙状态，双边关系陷入新的低潮。两国关系中结构性矛盾、领 土矛盾、军事矛盾、经济矛盾等挑战凸显。与挑战并存，中日两国关系面临诸多新机遇，日本“3?11” 大地震既是一次严重的自然灾害，也成为中日关系转好的契机。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日本的灾害表 现出了深切的同情和大力支援，以实际行动改善两国关系，由此抓住机遇，连动开启了两国关系中 的一系列转机。但中日关系的矛盾毕竟十分纠结、复杂、深化，两国关系很难在短时内根本好转。     

“存亡危机”及相关事态与日本对台政策取向

自2015年“存亡危机事态”概念的提出，到2021年宣称“台湾有事”会引发“存亡危机事态”，日本从国内立法角度为介入台湾问题做了一系列准备工作。“存亡危机事态”作为一个动态化的变量，当其事态尚未达到严重程度时，日本政府将其认定为“重要影响事态”；当其事态严重时，又将其认定为“武力攻击事态”。针对“台湾有事”，日本政府倾向以“存亡危机事态”“重要影响事态”或“武力攻击事态”予以认定，但受政治右倾化、国家利益导向、日美同盟等因素影响，又往往会出现恣意解释“事态”的倾向，实质是为其武力介入台海寻找最有利的说辞，也是为其借台湾问题随美遏华制造借口。日本通过舆论造势、加强立法、强化日美同盟机制等举措，加大对台湾问题的介入力度，势必会严重冲击中日关系和地区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