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与标准的交织

知识产权与标准全方位交织,即标准本体与著作权的交织、标准内容与专利权的交织、标准执行与商标权的交织。知识产权竞争策略的需要、标准对先进性与技术性的追求、标准本体需要受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标准执行需要监督的要求产生了知识产权与标准交织。知识产权与标准的交织引发了两者间的紧张关系,标准与著作权的交织产生了纳入法律的标准著作权与可获得性的紧张关系,标准与专利权的交织导致了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滥用专利权的问题,标准与商标权的交织暴露了我国认证认可制度的法律供应不足的问题。     

《刑法修正案(十一)》下的企业融资合规管理

融资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常见的经济活动,因为资金是企业进行生产经营的必要要素,缺乏资金,企业的生产和发展都无法得到保障。企业要想得到长足的发展,除了自有资金外,还需要不断地对外进行融资,所以有人说,企业的发展就是一个融资、发展、再融资、再发展的过程。     

如何把握落实国有企业党建工作领导和保障的重要内容

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以下简称《条例》),并提出加强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的领导和保障,这是协调国有企业经济使命和政治使命关系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增强国有企业经济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的内在要求,是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关键所在,同时又是融合现代企业制度即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同党组织关系的必备前提。     

论连带责任案件的诉讼形式

连带责任是一个实体和程序紧密结合的问题,实体上的规定如何在诉讼程序中得到充分反映和运用,直接影响到权利人权利的实现及责任人权益的保障。目前连带责任制度实体权利义务的规定与诉讼程序设计之间的冲突与脱节造成了实践中连带责任案件的司法裁判乱象,亦导致了当事人之间权利保护的不公平、整体诉讼效益的低下及司法不公。连带责任案件的诉讼形式,应当立足于诉讼法与实体法的关系,针对连带责任的特质来设计。我国连带责任案件的诉讼形式应确立为固有必要共同诉讼,这是由诉讼法不同于实体法的特有功能、作用方向所决定的,是确保判决的确定效力和权威所要求的,是由保障所有诉讼当事人的诉权所约束的,是提高整体诉讼效率所必须的。     

审判中心与证据法：一点浅思

关于“审判中心与证据法的发展”这个题目，我的看法是：审判中心及其所可能引发的程序结构变迁为证据法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空间或者说新的推动力，但这其中也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
　　首先，就审判中心主义即证据法发展的空间或推动力而言，我觉得我们还处于想象之中。现在我们对审判中心主义的基本意涵和实现路径还有争议，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学界和实务部门对此尚未达成共识。一个明显的表征就是：围绕审判中心主义所进行的地方性试点改革也呈现出较大差异，尤其是涉及到一些具体的、技术性的程序规则和证据规范就更是如此。甚至包括最早推进庭审实质化试点改革的成都中院，大家都还在继续探讨而根本没有对此作普遍推广。前段时间笔者参加了一个司法改革研讨会，有领导明确表示：“怎么搞审判中心主义，推进以审判为中心，实际上各家都还有不同意见。至于怎么做，也是不成熟的。”既然在如何理解和推行审判中心主义这个逻辑前提上都有不同意见，很明显我们探讨证据法应如何发展的时机还不太成熟。所以，我认为这个题目至今仍处于发挥主观想象力这样一个阶段。就此而言，学术界和实务界仍然需要围绕何为审判中心主义，如何实现审判中心这一命题上进行深入的对话与探讨，以期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从而厘清我国证据法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逻辑起点。     

更好发挥乡村振兴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撑作用

<正>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的政治论断,成为我们党面向新发展阶段作出一系列新的战略部署的基本理论前提。大国经济的重要特征,就是必须实现内部可循环,并且提供巨大国内市场和供给能力,支撑并带动外循环。"十四五"规划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把战略基点放在扩大内需上,是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路径,     

李达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提问题的反思及其重要启示

李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前驱之一,在其毕生从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事业中,李达反思和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面临的一系列基本的理论难题。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上要解决的第一个前提性问题,就是普遍与特殊的关系问题,具体而言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特殊性之间的矛盾关系问题。这一问题不先行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就成问题。李达在自己的理论工作中,较早地反思和解决了这个前提性问题。李达的卓越贡献,对于我们进一步推进当代中国及未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启示和借鉴意义。     

国际金融机构的公众问责制

国际社会意识到,为了给予私人应有的法律保护,应该存在一种对国际金融机构的公众问责机制。在国际法律框架内,当私人利益受到国际金融机构侵害时,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向机构问责:一是向国际金融机构内部的部门投诉,二是向所在国法院起诉。但实践中,这两种途径都没有为私人提供真正的法律救济。也就是说,目前的问责制尚不足以使国际金融机构为其违法行为负责。这种状况不符合国际法对国际金融机构的基本要求,也阻碍了私人受害方享受法律赋予的基本权利。在国际金融机构内部设立争端解决机构非常困难,适当扩大国内法院的管辖权,限制对"职能必要"过于宽泛的解释,应是一个可行的路径选择。     

论遗产确权需要继承权公证书的规定不容置疑

遗产确权办理继承权公证可以使遗产产权变更更安全,老百姓的权利更有保障。同时,适当调整继承权公证收费标准,也是公证机构顺利开展该项公证业务的必要措施。     

党内问责制要与行政问责制协调发展

问责制的健康发展有赖于党内问责制与行政问责制的协调发展,相互配合。为了促进二者的协调发展,应当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合理划分党政职责界限对各级党政部门及其领导干部的职责进行明确划分,是党内问责制与行政问责制协调发展的必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