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视域下的云南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

加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是民族地区实施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和弘扬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巩固和发展民族团结具有重要意义。在国家政策支持下,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保护和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促进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民族团结提供了最有效的路径。     

实施村庄再生计划

目前的"空心村"并非都是未来的"空心村",并非没有发展前景。只要具备一定条件,这些村庄有可能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据调研统计分析,近些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本市部分村庄人口出现收缩,在一些山区乡村,有条件的家庭举家迁入城镇,青壮年劳动力常年外出务工。     

医院信任的影响因素探究——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

信任是医患关系的核心,公众对医院的信任则是医患信任的重要维度之一。本研究使用"社会网络与求职过程"(JSNET2014、JSNET2016)追踪数据,通过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从理性选择与地位资源、关系社会资本、社会文化、传播—涵化四种视角,探讨了影响城市居民医院信任的因素。研究发现:(1)收入不会造成个体医院信任的差异,但自评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的医院信任水平呈正向影响;(2)找关系就医会显著降低居民的医院信任程度;(3)良好的信任文化氛围、公正平等的社会制度有助于提升医院信任;(4)媒介使用偏好与医院信任不存在明显联系。总的来说:个体应对未知风险的综合能力,对宏观制度与组织原则的可靠性感知是影响城市居民医院信任的关键所在。     

“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与后苏联时代的地区分离冲突

高加索地区历来以民族众多、分布复杂著称,在不同时期发生过影响该地区乃至周边区域历史走向的重要事件。高加索地区特殊的自然、人文地理特点是该地区民族多样交织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发生在这里的历史往往带有鲜明的区域特征。"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的产生与发展,一方面是基于该地区极为复杂的民族分布状况,另一方面也直接与近代以来两次特殊的"窗口期"背景直接相关。不论是在俄罗斯帝国解体后出现的该组织的早期雏形,还是苏联末期再次登上历史舞台的其"继承"组织,都代表了高加索地区微小民族团结并谋求以共同体模式发展的尝试。但从主权国家的视角出发,此种带有"泛高加索主义"思想特点的实践,是对国家和地区安全的严峻挑战。可以预见,高加索的民族复杂性会因其他客观条件成熟而再次对地区局势产生重要影响。     

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研究述评与展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意识形态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学界关于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研究亦展现出研究内容的全面化和深入化,研究领域的多元化和精细化,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的实证化。学者们深入探讨了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相关概念、战略意义、历史轨迹、经验启示、实现路径等问题,为进一步扩展研究空间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是仍存在学理性有待提升、整体性眼光和对过程的关注有待突破、中观和微观的动态研究有待深入、理论工具和分析框架的应用有待涉猎等诸多遗憾,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深化和拓展。     

行动者“漏斗效应”:党内法规执行问题的解释框架

党内法规能否执行到位,关系到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战略部署,关系到良好政治生态的形成和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等重要议题。究竟是哪些因素影响党内法规的有效执行,本研究选择《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在T省的执行案例作为研究对象,遵循扎根理论的研究逻辑,直接从经验材料入手,不断归纳、对比和提炼,提出"行动者‘漏斗效应’"的解释框架。党内法规执行的行动者受认知共同体、制度协同性、激励与约束与行动者知识的因素制约,呈现层层失守的执行损耗。     

“中国之治”的制度自觉与自信

显著优势:铸就风景这边独好的“中国之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好,为什么管用,就在于有其他制度不具备、做不到的独特的显著优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势概括为13个方面,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从本质属性到价值理念、从制度立场到制度目标、从制度绩效到制度运行、从宏观到微观的全方位立体画像。     

政策执行主动加码:表现、根源及治理对策

政策执行主动加码是各层级政府为了确保完成政策任务而普遍采取的执行策略，适度加码可提高政策执行效果，但过度加码对政策及其执行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如何减少政策执行主动加码问题成为各界广泛探讨的重点话题。政策执行主动加码的主要表现为政策执行过度化、政策执行“一刀切”与政策执行形式化，其主要危害为政策执行结果失控、政策协同效应失调、助长地方形式主义、损害群众正当权益等。政策执行主动加码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压力型体制及其行政压力、层级间双向责任规避、官员晋升导向及其政绩考核机制、相对模糊的自由裁量权边界。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改革完善压力型体制、压实政策制定及执行的责任、健全政绩考核制度、规范自由裁量权运用的治理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