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冲击"下日澳关系的新发展及其限度

近年来,日本和澳大利亚在外交、防务、经贸和地区事务上的合作都呈现出稳步推进的态势。"特朗普冲击"无疑是推动日澳加快合作步伐的重要外在因素,但两国关系的发展也具有稳定的内在驱动力,集中体现为促进经济互补的需要、防范地区权力转移的潜在风险、延续对其有利的区域秩序以及实现各自所重视的政治目标。然而,由于两国在深化安全合作关系上面临着诸如国内政治博弈、对"中国威胁"的认知差异,以及稳定对华关系的不同诉求等多方面因素的掣肘,日澳在短期内实现军事同盟化的可能性较低。     

“一家两户”:城乡关系转型、双重理性与市民化的新策略——以广东省D市青年移民为例

当前,部分青年乡城移民在市民化过程中选择“一家两户”的入户模式,即夫妻一方带着子女入户城镇,另一方户口保留在农村老家。本文基于D市的调查资料,对“一家两户”入户模式的形成机制、逻辑及其根源进行了分析,发现城市社会福利、家庭生命历程中如子女入学和成长是部分家庭成员入户城市的诱因,而农村土地利益、职业周期风险、故土情感则使部分家庭成员保留农村户口,是宏观-微观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一家两户”选择遵循着安全第一的社会理性和家庭利益优化的经济理性的双重逻辑。这一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城乡关系在近年来发生了转型,从城市中心主义转向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农村开始拥有部分比较优势,移民的自主选择增多。     

家事审判中伦理与法理的统一

家事纠纷具有较强的伦理性,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不仅要依照法律规定,还要考虑到家庭伦理道德,将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作为审判目的。人民法院要以伦理探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以伦理判断赡养义务的有无,做到法理和伦理的统一、事理和情理的统一,维护家庭伦理道德,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模式探析——以北京为例

行政—立法关系在任何层级的政治系统中都是核心和关键。我国地方人大是地方民主法治建设的主体,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本研究以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为研究对象,从制度设计和功能的视角对我国地方政府和人大间关系进行阐释。由于行政—立法关系之间存在的张力,不同的地方实践形成了不同的实践模式,以北京市行政—立法关系的实践为典型案例分析发现,可以将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概括为三种模式,即人大主导的行政—立法关系模式、合作型行政—立法关系模式以及竞争型行政—立法关系模式。     

日本织密医患关系和谐网

医患关系在各国都是一个棘手问题,日本也不例外。不过,日本推出一系列制度化的应对措施,有效缓解医患矛盾,最大限度降低医患冲突发生的可能。全民医保,制度健全日本实行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在健康保险范围内疾病的诊疗费用,大部分由医保承担,自付比例根据年龄和收人确定。通常,出生至6岁3个月自付20%,6岁4个月至69岁自付30%,70岁至74岁自付20%,75岁以上自付10%。     

从央地关系看地方政府治理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央地关系经历了重大调整,一系列制度改革有效调动了地方发展的积极性,对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必须完善央地关系,理顺中央和地方权责关系,明确划分各级政府在不同事务上的权责关系.     

商标恶意抢注中特定关系“非特定化”之反思--《商标法》第15条的解释论

商标抢注是我国商标法司法实践中一个重要问题。我国《商标法》第15条专门规制发生在特定关系人之间的商标恶意抢注行为、划分特定关系的类型,但未对其含义做明确界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对特定关系的判定出现分歧,特定关系的范围因此不断扩大,呈现出“非特定化”趋势。特定关系的无序扩张,在法理上缺少必要性和正当性,既有碍适用《商标法》其他条款,又不符合效率原则、社会成本理论及诚实信用原则的应有之意。为防止特定关系无序扩张,应将契约关系作为解释特定关系内容的核心,法官适用该条款时不宜随意扩大特定关系的内容,应严格按照商标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