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胜于言——评民进党大陆政策调整

<正>2012年蔡英文败选演说音犹在耳,2016年台湾"大选"荧幕已现端倪。"最后一里路"既是蔡英文2012年无法回避、无力克服的伤痛,也是2016年民进党不能回避、亟待突破的关键。苏贞昌接任民进党主席后,成立"中国事务委员",举办9次"华山论剑",看似要大刀阔斧调整民进党大陆政策,但在一系列的政治实践中却留下"逢中必反"的刻板印象,让"最后一里路"越走越     

蔡英文的政治算计

<正>近一段时间,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数次谈到两岸关系问题。9月25日在会见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薄瑞光时,蔡英文表示,"民进党会持续促进台湾与大陆的交流,使双方更清楚了解彼此的看法"。在民进党28周年党庆上致词时,蔡英文说,民进党以维持亚太与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为最优先选项,"民进党与中国的交往,将会是具一致性、负责任、可预测的"。蔡英文的这些说法,引发了坊间对其两岸论述的关注。两岸论述旧调重弹仔细分析,蔡英文的谈话内容不过是以前蔡氏及民进党两岸论述的重复而已。上述对两岸问题的论述,延续了     

制衡的法理学——读O·列依斯特的《三种法律思想》

<正> 俄罗斯莫斯科大学教授O·列依斯特在其《三种法律思想》一文中,对他称之为“奠定了法学理论基础”的法律思想——规范法学派、社会法学派和道德法学派(又称自然法学派)——进行了别具慧眼的分析和匠心独运的概括。他认为,三种基本法律思想各有依据和系统批判其他学派的观点,各有独特的社会意义和难以互相取代的理论地位。最终形成相互批判、相互补     

重读上海都市“新感觉”：从技术地理学到技术感性学的视角

技术的更迭不断地改造着人类社会的空间形态,也重构着在空间中生存之人的生命体验和审美感知。现代都市作为技术性空间,构成了上海新感觉派的感知环境,也是其重要的表征对象。上海都市现代性首先表现为一种传播和移植的“技术现代性”,是西方现代军事、运输和通信等技术的直接地理后果;而其在地生产,包括了都市空间的营造和城/乡空间关系的重构。新感觉派作家对现代技术事物的感觉之“新”,是在作为技术性空间的都市中,与“技术”效应之间产生的剧烈感应与共鸣。新感觉派技法的电影化,则是一种感性表征的现代技术媒介机制。从“技术地理学”到“技术感性学”的交汇视域来重读新感觉派,彰显了现代都市中“人/技术/空间”的辩证关系,在当代语境中具有普遍的参照意义。     

前七子派的兴起及其发展的阶段性

本文从唱和的频仍、主张的提出、立派的自觉意识、标志性事件等方面探讨前七子派的成立时间，认为其正式成立在弘治十五年（1502）至十八年（1505）之间。前七子派的发展分“合”（1493-1506）、“分”（1507-1511）、“散”（1512—1529）三个时期，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合”期虽然是前七子派的兴盛期，但“分”期是前七子派同茶陵派斗争激烈此长彼消的关键时期。而“散”期，何景明受到茶陵派的影响，通过何李之争，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七子派某些主张，并逐渐取得了与李梦阳并驾齐驱的领袖地位。     

清代湘乡派古文之研究

湘乡派、阳湖派与桐城派之关系,后世大抵以阳湖为别支,而将湖乡派视为桐城中兴之主,而不以别支看待。李详《论桐城派》最早提出湘乡之名,以为曾国藩自为一派,而桐城久在祧列,派中成员张、吴、黎、薛均为其幕僚,亦自称为曾氏门生。湖乡派之文学观,可从文学基本论、体裁论、方法论与批评论四方面逐一探讨。     

清代云间词派简论

本文对清代的云间词派做了简要介绍,因为云间词派出现较早,对其他词派分别有或大或小不同程度的影响,若从这些方面一一说明内容颇多,因此,本文只在云间词派的创作风格、主张、分支、代表人物等几个主要方面做了简单阐述。     

论“无赖派”与日本战后文学的转型

二战后 ,日本文坛出现一批对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进行批判反省的文学派别 ,但由于这种批判缺乏深刻性 ,反省缺少自责性 ,导致了日本战后文学理念基础的不坚实。“无赖派”正是在这样的文学理念基础上出现一个对未来表现出迷惘的派别。这一派别的作家是以自虐的态度来表现二战后日本战败社会的混乱与凄凉景象的。他们的文学作品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反映了日本战后的政治、道德、伦理、思维意识等社会观念 ,也反映了日本战后文学战争认知理念的迷惘。     

论犯罪理论中的折衷主义

近代刑法学自产生以来,经历了从启蒙主义的刑法思想到刑事古典学派(旧派),再到刑事实证学派(新派)的发展历程。新、旧两派的争鸣极大地推动了刑法学理论的繁荣,为各国的刑事司法提供了深厚的理论根基。现时刑法理论中折衷主义盛行,并朝着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     

古典自然法与历史法学派：“普世价值”的建构与解构及对当代政治的影响

回溯西方法律思想史可以发现,兴起于近代的古典自然法学派和历史法学派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普世价值"的建构与解构提供了一定的法理支撑,而这根本渊源于两大学派自身所处的对立关系。受政治等因素的影响,现代社会中"普世价值"的适用主体被过于泛化,其对普适性、一般性的强化已经超越了对民族性、历史性的尊重,使得"普世价值"逐渐沦落为西方的意识形态侵略工具,政治色彩愈发浓烈。也正是由于现代社会这种越来越频繁的文化意识形态输出,对"普世价值"进行解构的重要意义得以彰显。世界需要的是鼓励各民族和国家,特别是有着不同意识形态的民族和国家,敢于突破包裹着"普世价值"外衣的西方文化霸权,清醒地认识到超越历史、民族、阶级的"普世价值"是根本不存在的,共同的价值追求背后的民族性、历史性同样不容忽略。各民族、国家应当在正义、自由、平等等价值追求的指引下,尊重自己的特性,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