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韩同盟新调整及其限度北大核心

美韩同盟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双边同盟,被韩国视为外交安全基轴。特朗普时期,在“美国优先”冲击下,美韩同盟一度出现“漂移”。拜登上台后,重新以共同价值观凝聚盟友、遏华谋霸,在“印太战略”框架下重塑美韩同盟。这一系列调整,蕴含着美韩同盟从地区同盟向全球同盟转型和围遏中国的潜在意涵,将对朝鲜半岛局势、东北亚区域秩序和中韩关系造成冲击。从长远看,美韩围绕对朝鲜政策、战略自主存在分歧,日韩关系前景难测,这将对美韩同盟的深化形成制约。     

日本“安保三文件”初析：战略转型与前景展望

日本岸田内阁通过发布“安保三文件”，对国家安全战略和防卫政策作出大幅调整，标志着二战后日本国家发展路线的重大转向。日本重拾激进强军扩武路线，尤其是引入“反击能力”和大幅增加防卫开支，使其“专守防卫”等战后军事约束进一步名存实亡，和平主义发展路线出现动摇。日本国家安全观和对外战略思维突出阵营对抗和大国竞争指向，强化与美西方阵营的意识形态和军事安全捆绑，凸显“冷战回归”色彩，将深刻影响亚太安全环境和全球战略稳定，对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构成新的挑战。同时也要看到，日本施行“安保三文件”、落实强军举措仍面临诸多内外制约和掣肘，在其国力衰退的大背景下本质上属“以攻为守”之举，根本诉求是使日本“摆脱战后体制”，恢复“正常国家”地位，进而谋求在国际秩序变革期中提升大国影响力，未来日本军事大国化仍将是有限度的渐进过程。     

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调整评析

日本内阁会议通过《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整备计划》，要求构建“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提升防卫费，首次将经济安全保障明确纳入《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提出以集“外交力、防卫力、经济力、技术力、信息力”一体的综合国力实现国家安全利益，将中国定位为“最大战略挑战”。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大转向是日本追求“大国化”的表现，也有配合美国战略需求和牵制中国的地缘安全考量。它突破了日本战后长期坚持的“专守防卫”原则，导致其成为新的危险性安全变量，这将加剧大国安全竞争和地区安全冲突风险，导致中日安全关系更为复杂。受内外因素的影响，日本国家安全战略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     

俄罗斯国家杜马第一副主席梅利尼科夫欢送林松添会长一行

4月23日,俄罗斯国家杜马第一副主席、俄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俄中友协主席梅利尼科夫在曾经举办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署招待会的莫斯科大都会酒店红厅会见林松添一行并举行欢送午宴。俄中友协第一副主席库利科娃,中国驻俄罗斯使馆公参刘庆华出席午宴。     

民主党执政以来中日关系的新挑战和新机遇

中日关系长期存在着诸多挑战和矛盾。日本民主党执政以后，有些矛盾相对柔化，有 些矛盾并无实质性改变。2010 年9 月的撞船事件激化了两国固有的一些矛盾，中日两国一度在政 治、经济和海洋巡查领域形成激烈对峙状态，双边关系陷入新的低潮。两国关系中结构性矛盾、领 土矛盾、军事矛盾、经济矛盾等挑战凸显。与挑战并存，中日两国关系面临诸多新机遇，日本“3?11” 大地震既是一次严重的自然灾害，也成为中日关系转好的契机。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日本的灾害表 现出了深切的同情和大力支援，以实际行动改善两国关系，由此抓住机遇，连动开启了两国关系中 的一系列转机。但中日关系的矛盾毕竟十分纠结、复杂、深化，两国关系很难在短时内根本好转。     

“存亡危机”及相关事态与日本对台政策取向

自2015年“存亡危机事态”概念的提出，到2021年宣称“台湾有事”会引发“存亡危机事态”，日本从国内立法角度为介入台湾问题做了一系列准备工作。“存亡危机事态”作为一个动态化的变量，当其事态尚未达到严重程度时，日本政府将其认定为“重要影响事态”；当其事态严重时，又将其认定为“武力攻击事态”。针对“台湾有事”，日本政府倾向以“存亡危机事态”“重要影响事态”或“武力攻击事态”予以认定，但受政治右倾化、国家利益导向、日美同盟等因素影响，又往往会出现恣意解释“事态”的倾向，实质是为其武力介入台海寻找最有利的说辞，也是为其借台湾问题随美遏华制造借口。日本通过舆论造势、加强立法、强化日美同盟机制等举措，加大对台湾问题的介入力度，势必会严重冲击中日关系和地区安全。     

美日韩强化同盟关系：动机、表现与前景

近年来，受国内政权更迭和国际局势变化等因素影响，美日韩三国关系出现诸多新变化。美日、美韩两个双边同盟明显强化，日韩关系大幅改善，美日韩三方协调和互动加强，美日韩与北约、澳大利亚等联系日趋密切。这些新变化对国际局势产生了直接影响。考虑到韩国国内政治生态因素，韩日恐难成为军事盟友，美日韩也难以构建真正的“亚太版北约”，但不排除未来三方进一步加强合作的可能性。     

《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适用范围问题再分析

美菲两国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适用范围问题上长期存在分歧。在特朗普政府之前，美国为实现其总体的对外政策目标，在该条约是否适用于南海的问题上刻意保持模糊性，没有明确宣布该条约适用于南海，同时美国拒绝将菲律宾提出主权要求的南海争议岛礁纳入该条约的适用范围。特朗普上任之后，随着美国的对华战略和南海政策发生重大改变，特朗普政府不仅明确宣布《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适用于南海地区，而且试图把中国的两个岛礁美济礁和仁爱礁也变相纳入《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适用范围。特朗普政府的这种政策调整被拜登政府继承。美国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适用范围问题上的政策调整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威胁了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拜登上台以来的美日同盟台海战略

2021年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日同盟台海战略出现了新变化，走向涵盖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个领域的“全领域威慑”战略。这种变化背后有着深刻的动因：拜登政府回归同盟战略增强了日本联美“以台制华”的能动性；新冠疫情冲击下，美日提升了台湾在东西方价值观竞争中的重要性；香港实现由乱及治后，美日更为重视台湾地缘战略的前沿位置；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也为美日关联欧亚大陆地缘热点、强化同盟并协同配合台海战略提供了外部动力。未来，美日同盟台海战略将出现美日台三方互动高频化、政治红线试探常态化、武装力量部署分散化、战时分工精细化、经济安全合作全面化等趋势。     

美日技术联盟的发展走向北大核心

随着中国科技力量的崛起,掌控高科技优势的美日等西方大国认为自身既得利益遭遇挑战,美国和日本以安全同盟为基础,加强双方科技合作,试图发展成为技术联盟,遏制中国科技进步。具体路径包括,构建双多边技术合作机制、拉拢经济上高度依赖美日的国家纳入其技术遏制体系、加强国内技术创新、强化两国科技政策协同等。未来,美日将坚持把科技议题政治化与安全化,采取更严苛的技术封锁手段阻挠中国在全球技术产业链地位提升,这势必对中国的发展造成影响。面对美日力推技术联盟的行为,中国也应认识到美日对技术合作目标和行动的差异,扩大与美日以科技为驱动的共同利益,削弱美日组建技术联盟的意向,推动与欧盟和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合作,避免陷入技术封锁的被动局面。另外,中国应通过多重途径向美日涉华科技政策施加影响,同时致力于促进国内高尖端技术自主研发,以应对美日科技联盟带来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