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20世纪50年代中国民主同盟工作重心的演变

中国民主同盟是在抗日民主斗争中发展起来的,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诞生时,由6个政治组织联合组成,始称民主政团同盟,后来为适应民主宪政运动的发展,1944年9月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政团同盟改组成为不是以党派团体而是以个人为基础的民主同盟。     

我们可以希望什么？——重读《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

《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是1784年康德60岁时写的一篇论文。康德一般不大谈论历史，但是在这篇论文中，康德可以说第一次全面地阐述了他的历史观。因此，通过研究康德在这篇论文中所表达出来的历史观，无疑对理解18世纪启蒙思想家们的历史观有直接的帮助。而且，作为德国古典哲学奠基人的康德，其历史观也深刻影响了黑格尔，通过黑格尔又对马克思的历史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营造健康城市 推动可持续发展战略

人类迈进21世纪以来,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日益关系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环境,尤其是城市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基础之一。因此,塑造健康的城市环境,有效利用城市资源、推动城市生态循环是21世纪城市经济发展的要求,也是创建节约型社会,实现以人为本,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历史要求。什么是“健康城市”根据1994年世界卫生组织(W H O)的解释:健康城市是一个不断开发、发展自然和社会环境,并不断扩大社会资源,使人们在享受生命和充分发挥潜能方面能够相互…     

哈佛大学的人权教育和研究

20世纪80年代,人权作为一门课程开始出现在欧美国家大学的课程表上,现代人权意识的形成和提高,人权状况的改善和国际人权运动的发展开始与大学人权教育联系在一起。在众多欧美大学中, 美国哈佛大学在人权教育和研究方面有独到之处。一、多部门多学科合作进行人权教学和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哈佛校方在人权教育和研究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经过20多年的发展,目前哈佛大学的人权教学和研究与该校的其他学科一样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纵观哈佛大学的做法,多部门多学科相互合作是哈佛人权教学和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     

未雨绸缪 有备无患

送走20世纪,在回顾所走过的百年历程和探索新世纪的发展征程中,世界范围内,人们已经达成这样一种共识:高速发展的现代化社会带来的后果是人类本身忍受灾害的能力越来越脆弱,在这样的背景下,追求经济增长与减少灾害损失仅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倍的减灾投入,可以获得数以倍计的经济效益,减灾备灾已成为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减灾备灾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共同的灾害把我们联系在一起。2005年日本神户世界减灾大会通过了《兵库宣言》和《兵库行动纲领》,旨在增强国际社会抵御所有自然灾害的能力;中国—东盟地震海啸预警研讨会则把灾…     

试论新时期警卫人员处置突发事件时的心理素质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因政治稳定、经济有序和社会安定之间的良性互动引领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不容忽视的是,在当前复杂变幻的国际局势下,我国进入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新阶段,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转型正在向纵深迈进。在激烈的社会转型过程中,随着科学技术的     

路是人走出来的——“西部大开发五周年”两人谈

国家投入与地方经济两张皮陈耀: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末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西部是个非常好的机遇。这些年,国家给了很大的投入,包括一些东部地区也为支持西部做出了很大的努力。这五年的变化还是比较大的,这是大家公认的。韦苇:最起码的两点可以感受到,一是缓解了西部的生态危机;二是改变了太落后的基础设施。比如交通、电信事业的发展非常快。陈耀:西部的发展,经济虽然比以往有明显进步,经济增长两位数字,达到了10%以上。但是横向比较,西部发展速度还是慢,东部地区发展更快一些。东西部之间的差距还在扩大。而且国家的投入主要还是在基础…     

关注工程与工程哲学

工程,对于我们并不陌生,比如我国的都江堰、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埃及的金字塔、罗马的凯旋门等都是古人留下的伟大工程。20世纪40年代的曼哈顿工程、60年代的阿波罗登月工程,以及90年代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工程,堪称现代世界三大工程。我国60—70年代完成的“两弹一星”工程、改革开放后建设的大亚湾核电工程、宝钢二期工程、铁路5次大提速工程,以及当下正在进行的三峡工程、探月工程、南水北调、西气东输、青藏铁路工程等,创造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神话。可以说工程活动塑造了现代文明,并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现代工程构成…     

执政党知识分子问题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一、研究概况 知识分子问题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执政党视角下的知识分子问题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一方面,"文革"后执政党进行知识分子政策的拨乱反正,对建国以来特别是"文革"极"左"的知识分子政策及其实践进行了历史反思;另一方面,伴随向社会中心的回归,知识分子也开始思考自身的历史命运,特别是对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的呼唤必然触及对知识分子理论政策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