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流程再造到流程管理

流程再造由于其内在具有的根本性和彻底性的变革性质，而使得在实际企业管理应用中存在一定的难度，人们开始建立流程管理和优化的概念，即对企业经营管理中存在的流程进行持续的优化和管理，以使之符合流程再造以流程为中心的思想并满足企业管理中的效率和效果要求。     

对重点人口管理制度的经济分析

重点人口管理在实践中存在着许多普遍性问题,原因在于制度设计时未考虑经济因素.对重点人口管理制度进行经济分析,可以发现其管理制度存在运行成本过高导致执行主体缺乏投入的积极性和可能性、监督成本过高导致监督缺位和"产权"设定的不合理挫伤了成本投入主体的积极性等缺陷.重点人口管理应从列管、核实查证、日常管理三个环节来降低运行成本;通过改革监督评价指标来降低监督成本;通过交易明晰"产权",使成本投入者在重点人口管理工作中获得应有的收益.     

对我国食品召回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写在食品安全法通过之前

食品召回制度是食品安全和市场经济法治化的必然要求。食品召回作为一项制度创新,能有效抑制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并通过制度向消费者作出质量承诺,消除由于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不信任,形成对市场行为的确定性预期,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整体效益。目前,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制度尚不成熟,企业生产方式,政府管理体制,技术和标准的管理水平,以及与之相关的各项配套制度,在短时间内无法与该制度的实施相适应。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加以分析,有助于我们对这一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和理性的预期。     

表见代理的经济分析

表见代理的基本价值取向是效率,即以最小的预防成本预防表见代理纠纷的发生,从而促进交易并降低社会成本.表见代理是否成立,应当取决于相对人预防成本是否比本人的更大.相对人的善意无过失,可界定为相对人投入了不低于最佳预防的预防成本.经济分析表明,表见代理的适用不以本人过失为要件.     

浅谈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效率优势

环境公益诉讼在节省交易成本、提供激励、诉讼效果、效率等方面有诸多优势，可最大化并迅速地保护环境；政府在解决与公共物品相关的问题时有着明显的优势，民众亦可通过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解决政府失灵的问题；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正是立足于社会成本最小化的制度性设计。     

从代价论视角观看当代中国发展

代价伴随着社会发展的进程。该文深入阐述了研究代价的必要性,立足社会发展代价的基本内涵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代价的具体体现两个维度,指出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坚持正确的社会发展代价观应遵循合真性、合善性与合美性相统一,前瞻性与后补性、主导性与全面性相结合和低代价的和谐发展原则。     

警察如何公开信息——从“邓玉娇案”引发的思考

“邓玉娇案”引发了社会对警察公开信息行为的关注。警察行为代表了国家权力，警察的不当信息公开行为破坏了政府的公信力，造成了大众对刑事侦查的信任危机。警察公开信息行为具有回应性、职权性、不确定性和事实性的特点。规范的警察信息公开制度需要坚持公共立场，防止地方权力干预，运用正当程序公开信息，还需要全面提高警察的素质。警察在刑事侦查中，依据案件的被关注程度与案件的隐私状况作出不同的解释，可以节约司法成本，实现信息公开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刑事和解的成本收益分析——以"经济人"预设为理论前提

刑事纠纷中的双方和国家都可以被视为经济人,根据经济学的成本收益理论,对于重视获得补偿的被害人和有支付能力的加害人,从和解中获得的利益要大于从正规诉讼程序中获得的利益。从立法、司法和刑事法目的实现的角度,国家扩大刑事和解范围,对其进行法律规制也是实现收益最大化的明智的选择。     

毒品犯罪的法经济学分析

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人们是否从事某一项行为都是在利益最大化原则的支配下进行的。毒品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也是在综合分析该行为的成本收益之后才实施毒品犯罪的。以经济学的观点分析毒品犯罪的犯罪成本和犯罪收益,以此为基础对禁毒对策进行经济学的分析。     

借贷合同与赠与合同之间的司法抉择

基于“特别关系”所产生的借贷合同或是赠与合同纠纷往往会让裁判者感到十分棘手，不仅仅是证据的搜集和判定十分困难，最重要的是缺乏一个稳定的裁判标准以及依据这个标准所发展出来的兼具科学性和解释力的论证方法。通过对借贷合同和赠与合同的重构以及对“特别关系”下交易费用和担保的分析，依靠法经济学“社会财富最大化”这一标准，采用多重情况成本一收益计算比较和概率的引入，使得裁判者可以细致严谨地判断出哪一种抉择是更加理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