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约”到村规民约:比较与反思

村规民约是村民自治的重要载体。基于乡村振兴调查数据与实地调查资料发现,村规民约在实行中存在不足,将村规民约视为管理乡村的制度,忽视了村规民约的社会组织功能;村规民约在实践中受到行政力量的较大干预;契约性不足。在此基础之上,比较分析了“乡约”与村规民约存在的一些共同的特征,基层性、政府的干预、村民的教化及遵从,构成了村规民约实践的先天缺陷。基于“三角模型”对实践中的不足进行反思,可以从村民、村民自治组织以及政府三个方面进一步推进村规民约的实行。     

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六维认知

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学术研究经由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题、十九大定调、十九届四中全会谋篇布局,三个历史节点高潮迭起,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则标志着中国国家治理研究进入了深化发展阶段。在时空压缩与双化叠加的大背景下,深入理解“中国之治”内生性演化的历史底色、创造性转化的时代新色、现代性生成的本体特色、原创性深化的价值本色、自主性优化的实践成色和发展性更化的战略亮色,有利于廓清和加深对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理论认知,进一步深化治理研究和提升国家治理认知力,既是持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规定,也是加速推动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的现实要求。     

以色列的网络安全问题及其治理

网络安全威胁是当今国际社会普遍面临的主要威胁之一。受地缘政治与国际局势的影响,以色列成为遭受网络攻击最为频繁的国家之一。由于长期遭受网络攻击的威胁,以色列在国际社会中较早重视网络安全问题,建立了一系列网络安全应对机制。2010-2011年是以色列加强国家网络安全建设的重要时间节点,以《2010国家网络倡议》和以色列政府第3611号决议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为代表,以色列政府将制定国家网络战略提上议事日程。在国家网络局的统筹规划下,通过政府机构、军情部门、学术界、产业界等之间的密切合作,以色列构建了一整套较为健全的网络安全维护机制,不仅有效治理了网络安全问题,而且通过与技术研发相结合形成了科学合理的网络安全生态系统,蓬勃发展的网络安全产业也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作为全球网络安全领域的引领者之一,以色列在网络安全治理上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并具备一定的网络战实战能力,值得其他相关国家学习和借鉴。     

论构建新型举国体制三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重要讲话中提出了“构建新型举国体制”的国家治理新任务。新型举国体制就是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协同机制,旨在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以体制创新为科技创新提供动力,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适应新时代、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的新要求。构建新型举国体制要深刻把握其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准确认识在新时代条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任务,并充分发挥我国政治优势、价值优势、战略优势、协同优势、竞争优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网络舆论审判”中的符号暴力及其风险治理北大核心SSCI

“网络舆论审判”作为国家机器缺场下的网络互动行为,在法理、司法程序、舆论传播等研究方向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但该现象身后潜藏的社会性生产机制尚待进一步探究。符号暴力的“动力/工具机制”用来剖析“网络舆论审判”体现了很好的恰适性:一方面,传统道德规范在维序社会结构稳定、编织社会成员行动逻辑的同时,同样可能在网络议题中以符号暴力的形式,指导民众在自我规训下投入“网络舆论审判”的建构与再生产;另一方面,凭托于网络社会之扁平化、脱域性等空间特性,“网络舆论审判”可能在信息技术的符号化实践中流变为僭越法理、消解权威的失范行为展演。针对“网络舆论审判”于政治制度、空间秩序以及社会心态等领域所展现的风险特征,亟须将其纳入国家社会治理体系进行多维度的制度规范引导与文化矫正干预。     

区域城市一体化的政区逻辑:政区治理化与治理政区化

区域城市一体化是区域发展体现国家战略的重要路径,而实现这一路径的核心难题则是推进区域城市的一体化治理。尽管传统的单一区划调整由于其诸多制度弊端受到学界的强烈批判,并生发出诸多以不动区划的区域治理理论予以解释并应用,但行政区划调整在中国特色的区域治理中仍有其制度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体现在传统区划调整从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两方面的转变,一方面是从制度供给角度进行政区政策工具的扩展化改造,另一方面是在制度需求角度将区域一体化对政区的空间逻辑需求叠加上政治逻辑需求。由此,区域城市一体化中的政区治理化和治理政区化构成了弥合行政区划在理论上失灵和实践中管用这一张力的解释路径,也同时为区域城市一体化的现实治理提供一个独特的政策路径。     

风险理念转变与我国农村返贫风险长效治理

随着我国贫困治理进入后扶贫时代,如何有效防范应对农村返贫风险,已成为我国扶贫持续深入推进的关键问题。基于多维贫困概念思维,借鉴风险研究的新理念,将这种风险理解为从收入返贫到多维返贫的风险结构,有利于把握风险的整体性,并对其进行长效治理。分析探索社会风险理论研究在风险人群、致因及应对化解理念的三重转变,能够为我国未来贫困治理中的返贫风险应对研究提供新的视野和思路。以此为理论基点,可以将农村返贫风险概括为叠加性、延续性、人群多样性及变动性等四重特质,基于其三层次结构的复杂原因形成相应的应对策略,是我国农村返贫风险长效治理的有效保证。     

地方党组织全面引领治理现象的发生机制——以S市动拆迁实践为例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从公共政策层面看,地方党组织的领导既表现在宏观的政策决策上,如制定方针路线;也可体现在中微观的政策执行中,如全面引领治理过程。在制定方针路线与全面引领治理之间的行为选择中,地方党组织采取后一种行为方式的发生机制是什么?除受党的先进性、上级要求等因素影响外,通过对地方动迁政策实践的个案研究发现,由于复杂政策的"网络性"要求有效的协调制度,制度建构和运作需投入大量资源,而市场或行政机制下的执行方式存在资源投入不足和协调制度匮乏,导致地方治理陷入集体行动困境,进而催生地方党组织全面引领地方治理。基于党章党纪等初始制度,地方党组织得以动员大量资源,进而成功建构和运作内部协调制度和外部协调制度,并分别实现对政策执行主体、主客体之间和客体内部的关系协调,推动了地方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