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共场所图像监视法律治理路径分析

在过去的近十年中，我国的公共图像监视在政策、项目及资金等支持下得到迅猛发展。在我国特定的政治与社会背景下，公共场所图像监视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与公共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呈现出政策创议、项目推动的发展历程。在法律治理和回应性法制视角下，公共图像监视法律治理是对公共图像监视实践的法律回应。目前，我国已初步构建起涵盖宪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法律文件、公共安全技术防范法律文件、具体领域法律文件以及公共场所图像监视法律文件等公共场所图像监视法律治理的体系，但该体系仍然存在急需健全和完善的层面。     

网络安全的战略选择

随着网络空间的迅速扩张及其对社会各领域的全面渗透,网络空间不断增长的财富、战略价值以及世界经济社会运行对网络空间的深度依赖,使网络空间整体安全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网络安全已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又一全球性公共问题。网络安全问题虽然属于国家安全范畴内的非传统安全领域,但国家对于安全的偏好没有改变,对安全追求的逻辑路径依旧。从理论的角度看,由于体系压力以及国家对于安全的追求,国家会选择制衡的战略,但在现实中,制衡经常缺位或迟到。受到非传统安全环境影响,地缘战略中分而治之、领土补偿、加强军备、联盟以及平衡手的存在等制衡方式和作用、意义同时发生了变化。细分到网络安全领域,沟通机制的不同、威慑效果不同、行为体的多样、行为判断的困难等特殊性,导致在网络安全领域,国家选择追随或合作将成为更优选择。     

地区安全治理的未来:走向亚洲协调

作者首次提出了"亚洲协调"的概念,讨论了亚洲协调对未来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安全治理的必要性和长远性。尽管最早的主要国家之间协调(concert of powers)的理论与实践是19世纪的、欧洲的,但是,关于主要国家之间协调(不仅是大国协调)的一般理论却同样可以运用在解决21世纪的亚洲(以及太平洋)的严峻安全挑战和困境上。这些挑战和困境在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演化为严重的大国之间的对抗甚至冲突。更重要的是,亚洲协调将注定会阻止战争、实现长期和平及维持本地区的经济活力。也就是说,如果亚洲协调明智地和有效地建立并运作起来,到2079年,亚洲以及太平洋将拥有一百年的和平,如同欧洲在1815-1914年拥有的百年和平。从1979年到现在,亚洲地区已经享受了接近四十年的和平。在过去二十多年建立起来的地区或者跨地区的论坛、会议、组织和制度等,反映了治理亚洲地区的权力转移的企图和努力;尽管这些安排相互重叠、尚未彼此兼容,甚至相互竞争,但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们当做未来亚洲协调的基础。虽然目前的地区安全治理仍然由美国及其同盟体系占据主导地位,但美国也不得不重视复杂的安全地区主义。有不少人建议美国应该以亚洲协调作为未来解决与中国关系的方案。中国已经为建立在经济发展基础上的亚洲和平做出重大贡献。中国已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回应美国的"转向亚洲"。中国在亚洲协调中的地位是中心的和关键的。     

管制刀具在治安管理法律文件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管制刀具是公安机关治安管理部门进行严格管制的危险物品种类之一.当前管制刀具治安管理法律文件中存在着法规不完善、管理要求与处罚条文不配套以及认定标准不足等问题.为此,应针对当前管制刀具治安管理中的新问题,及时制定新的管刺刀具管理条例,完善和修订其他相关法规,以有效促进管制刀具治安管理工作.     

侦查学学科定位问题再探——兼论侦查主体改革之思路

随着《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的出台,沉寂多时的侦查学学科定位(或日属性)问题再次引发热论.侦查学到底归属于谁?众说纷纭.但主要焦点还是集中在是属于法学还是属于公安学上.将侦查学定位于“本质上属于公安学,但仍具有某些法学的特性”,似乎能够更好地解决争议、息纷止争,也更能体现侦查学学科独有的特性.正因如此,它能够为侦查主体的改革等一系列问题提供思路,使其朝着科学化和法治化方向迈进.     

与时俱进的变化 恒久不变的信念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公安工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治安管理执法工作变化最大,这里既有与时俱进的巨大的变化,又有恒久不变的永恒信念。本文从笔者亲身经历着手,重点论述治安管理执法执法理念、执法条件和执法依据的巨大进步,以及恒久不变的永恒信念公安民警全心全意服务人民群众的作风。     

公安院校开展生命教育初探--意义构建与核心价值分析

因为生命教育的目标符合公安工作的理念，生命教育能推动公安院校大学生人生观、职业信仰和忠诚观的正确形成，能清晰公安院校大学生对未来社会角色的认定，是提升公安院校大学生人文素养的有效途径，所以在公安院校开展生命教育，必要又亟需。公安院校生命教育的核心价值就是使学生在认识和认同生命过程的基础上，领会生死、尊重人伦、弘扬人性、完善人格、反思人生、实现生命意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ts energy security challenges: engagement through and with networks

Energy security remains a vital issue for the European Union (EU), even more so in the wake of the events that unfolded in early 2014 in Ukraine. The EU's already fragile posi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arena in terms of security of supply appears to be more uncertain than ever after its umpteenth fallout with its historic energy supplier, Russia. This situation is untenable and calls for swift and decisive action to adequately tackle the issue once and for all. The article looks at the creation of a single EU energy market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energy networks in the EU. This article then examines various ways to diversify its energy supply, whether through increasing the import of liquefied natural gas or through its relations with the Eurasian Union. It then explores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Charter as an example of the EU's engagement with transnational policy networks. It concludes that from energy transit, to technology transfer, to investment protection, energy and trade present interplays across various fields. Improvements can be made to the EU trading system to ensure greater energy security and more efficient energy markets.     

浅析流动人口非正式组织的作用——针对流动人口聚居区的治安管控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数量庞大的务工人员作为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寻找工作。流动人口聚居区作为大部分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定居方式,在一、二线城市已经出现多年了。流动人口自发组成的非正式组织是自身满足社交需求的重要方式。流动人口非正式组织对于公安机关的治安维持和人口管控具有重要的意义。公安机关应该重视对流动人口非正式组织的监控和管理。     

国际制度设计视角下的澜湄合作

为什么在湄公河流域已经存在数十个国际合作机制的情况下,还要建立澜湄合作(LMC)这一新型次区域合作机制?既有研究大多强调湄公河流域大国国际制度主导权竞争的宏观背景因素,而较少关注澜湄合作机制的新制度特征及其形成原因,即澜湄新型次区域合作机制究竟"新在何处"。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GMS)等既有国际机制相比,澜湄合作机制具有两大新的制度特征:一是议题范围更加广泛,除了传统的区域经济合作议题外,还增加了区域安全合作以及水资源合作等新议题;二是集中程度更高,与之前合作机制主要由"职能部门引领"以及"借用"亚洲开发银行作为国际秘书处的做法不同,澜湄合作机制采取了"领导人引领、各部门参与"的机制运行模式,并逐步建立独立的国际秘书处。通过运用国际制度理性设计的理论模型,本文考察了在湄公河流域国际合作中上游国家与下游国家之间所面临的日益严峻的分配问题和执行问题,并以此解释了澜湄合作新制度特征的形成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