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与“共建”:形塑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的双重逻辑——基于杭州市D区的考察

从党的政策表述及当前实践来看,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的形塑过程蕴含着“党建”与“共建”的双重逻辑。“党建”的出发点是巩固党的组织优势和执政基础,表现为基层组织体系从“有形覆盖”走向“有效覆盖”,进而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准备条件。“共建”要求探索“一核多元”的治理模式,既要实现基层党组织对“共建”力量的联结和协调,也要保障多元治理主体的有效参与,同步推进群众自治、社会共治和公共服务。“党建”与“共建”的双重逻辑呈现,亦关联着社会治理研究范式的更新。     

国际投资仲裁机构对涉及人权问题的投资纠纷的审理

国际投资仲裁的当事人在仲裁中提出人权方面诉求的情况在最近十几年里缓慢地增加了,仲裁庭只有在仲裁管辖条款能够覆盖人权问题,并且当事人所选择的适用法能够为人权问题的解决提供指引的情况下,才能就与投资有关的人权纠纷做出裁决。现有的国际投资仲裁机构自身存在很多缺陷,不适宜作为审理与投资有关的人权问题的理想场所。我国应该支持与投资有关的人权问题主要通过东道国的司法途径进行救济。     

清代因案修例的现象还原与性质界定——兼论其对完善案例指导制度的启示

清代的因案修例,即基于某一司法案件对《大清律例》中的相关条例进行修改。这是清代司法实践中一种常见的法现象。《大清律例通考》《读例存疑》等考证类释本和《驳案汇编》《刑案汇览》等描述类案例集,分别以法律文本备注和刑事案例陈述的形式,记载了因案修例的诸多实例。结合因案修例的各方面特征来看,它属于清代法律的一种司法创制机制,带有典型的传统中国特色。清代统治者通过此种机制从司法案件中抽象出成文法则,进而实现法律文本稳定性与适应性的均衡。对于当前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因案修例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其对明确案例指导制度的发展路径和方向,以及完善“由案到法”的衔接机制、指导性案例的审核机制、类案判断机制、指导性案例的退出机制等,具有积极的可借鉴之处。     

疫情防控中的征用补偿:适用范围的思考

疫情防控过程中大量进行的政府征用面临着疫情过后补偿机制的落实任务。厘定征用补偿机制的适用范围成为首要课题。就规范框架所展开的征用补偿机制而言,需要排除"名为征用、实为征收"和"由征用转化而成的征收",并特殊处理国有资产的征用问题。在可能扩充的范围上,可以考虑"名为限制性措施、实为征用"和人力、服务等非有形物的征用。同时,征用导致特定主体的额外"特别牺牲",以及在平台经济模式下电商平台是否可能构成新的征用样态,也值得关注。     

债权形式主义下物权行为有限存在之三维分析及立法建构

民法学界关于物权行为的讨论并未系统、深入,从事实、规范、价值三维角度分析债权形式主义下 应有物权行为的有限存在空间,且和债权行为一样均可单独引发物权变动,但不存在独立性与无 因性问题,并提出了立法建构模式。     

英语教学中的文化输入

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为此,英语教学中必须输入文化教学。文化教学可以通过课堂教学及第二课堂得以实施。     

论共同侵权行为之“共同”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细化,人们之间的交往趋于频繁,由此也诱发了侵权问题的复杂化。如何准确认定共同侵权行为取决于我们对“共同”的理解,理论界为此提出了不少观点。《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在批判、吸收各种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评判标准,其进步意义应予肯定;但在判断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致同一损害结果时,应以损害是否可分作为认定共同侵权行为的标准。     

西夏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研究

论述西夏的婚姻制度、西夏家庭形态的构成、西夏家庭对国家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以及西夏亲属关 系中的荫庇、连坐、容隐、亲属互犯、拟制制度。     

论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状况、特征和走向

两岸经济关系问题，是两岸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经过近20年的发展，大陆已成为台湾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顺差来源地，台商对大陆投资的数量强劲增长，区域相对集中，单体规模加大，增资扩股较多，且由出口加工型向市场占领型拓展，劳动密集型向技术资金密集型拓展，第二产业向一、三产业拓展。两岸产业正由“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转变。究其原因，互补互利是基础，依存依赖是原动力，经济全球化是外在力量，地缘亲缘是人力量。入世后，两岸经济关系将有新的发展，近期而言，两岸贸易和投资将进一步增长，两岸投资将向科技型、服务型、内销型、双向型转变。远期而言，将加快两岸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并逐步架构“大中国自由贸易区”。     

新形势下发展基层工人队伍的先进性

新形势下,工人阶级特别是基层工人队伍,如何进一步发扬其先进性,已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面对诸多新的挑战,工人队伍要继续发扬其先进性,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