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之完善——以人身自由保障为视角

作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强制医疗与人身自由之间始终有着难以消解的紧张关系。在防卫社会与个人自由的两端,我国的强制医疗制度明显偏向于防卫社会而忽视人身自由的保护;基于本人健康利益或公共利益之维护,通过强制医疗限制人身自由固然具有正当性,但这并不足以消解其内在的合法性困境。尽管《精神卫生法》已化解强制医疗的合法性问题,但该法所确立的以医学专业为主导的强制医疗程序对人身自由的保障仍存在诸多不足。从充分保障精神病人的人身自由权出发,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强制医疗制度,建立以人权保障为取向的强制医疗程序。     

钱学森“审讯”美国检察官

1950年，在美国学习、工作的钱学森提出要回到新中国，立即受到美国政府严酷的政治迫害，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失去了人身自由。当局还经常对他严加审讯。千方百计逼他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已公开的美国联邦调查局档案曾这样记载一次审讯情况。     

司法警察工作如何应对新《刑事诉讼法》

《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对执法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作为人民警察的警种之一，担负着维护检察工作秩序，预防、制止妨碍检察活动的违法犯罪行为，维护公民人身自由和安全，保护公民合法财产和公共财产等重要任务。     

刑事鉴定留置制度：比较及启示

我国现行立法从未涉及鉴定留置制度。尽管《刑事诉讼法》第284条规定了“强制医疗程序”，究其性质、程序阶段、程序目的等都与鉴定留置制度相去甚远，尤其是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鉴定留置虽限制人身自由，却不计入羁押期限中的矛盾。长期以来，     

国家有义务消除公民“被精神病”的恐惧

"被精神病"的症结在于公民人身自由权被漠视。法律属性上,精神病患者被强制收治行为属于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行为。而人身自由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并属于法律保留事项。但遗憾的是,迄今我国尚无一部完整的涉及精神病患者人身自由限制与保护的独立性法律。独立法律的缺位与地方性法规的越位,构成了我国精神病患者被强制收治的法律基本现状,而部门规章则为强制收治推波助澜。国家有义务消除公民"被精神病"的恐惧。精神卫生法的制定是我国当前消除"被精神病"的当务之急;严格设置非自愿入院与治疗启动程序是消除"被精神病"的有效阀门;一套积极作为的国家机关保护机制是消除"被精神病"的关键。此外,可借鉴台湾经验,设置保护人制度。     

对劳教人员逃跑的心理分析及预防

劳教人员逃跑是指劳教人员为逃避行政处罚，逃避监管，非法获得人身自由的一种继续违法的行为。这是劳教人员反社会性的心理在特殊情况下的延续和发展。以去年广东省逃跑劳教人员的年龄来看，均为２１～２５岁的年轻劳教人员。因此，研究劳教人员逃跑的心理变化规律，对做好劳教人员的思想转化，实现场所的安全稳定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劳教人员逃跑的心理基础 劳教人员逃跑的心理基础，同其所处的宏观社会环境和微观心理环境有紧密的联系。另外，造成劳教人员逃跑的外在因素，即逃跑的机遇，一般是由于劳教机关管理上的过失所造成的。 尽…     

论多党合作与人权保障

所谓人权,就是人们应当平等地享有的权利.人权首先是人们的生存权,同时包括人身自由、民主权利以及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①"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利,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②作为中国民主政治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维护和保障人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方面,发挥着重要而不可替代的作用.     

克里姆林宫是谁的

“我，上帝的罪人与奴隶伊凡，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并未受谁的逼迫强制，精神坦荡，人身自由，立下此遗嘱。我宣布，一待上帝结束我的生命，凡属我的一切俱交给我的孩子们与我深爱的王妃。     

我国行政矫治措施之问题与出路

行政限制人身自由矫治措施,是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这一措施在法律依据、适用条件、运行程序、救济措施、监督机制、实施效果等方面存在较多问题。属于法治化程度较低,缺乏外部监督、容易侵犯人权的领域。这些问题在现有制度框架内难以解决。相关的立法改革,从1986年酝酿至今,已经过二十余年、四个五年立法规划,仍难以出台,足以说明通过立法改革解决现实问题尚不具备条件。有必要拓宽视野,建立相应的检察监督机制,由检察机关综合运用职务犯罪侦查权、职务犯罪预防权、调查权、检察建议权等多种监督手段进行监督,以期在现有法律框架中逐步实现行政限制人身自由矫治措施科学化、规范化和法治化。     

以限制人身自由方法强迫他人劳动如何定性

一、基本案情 2007年4月，刘某在没有领取土地使用证和工商营业执照的情况下，雇用17名外省籍工人（均未签订劳动合同），在本村开始生产黏土机砖。与社会上同样行业相比，由于工作时间明显过长，劳动强度明显过大，工资待遇明显过低，所以，工人均有抵触情绪，强烈要求离开。为了留住工人，保持继续生产，刘某雇用了3名“监管”人员，如发现工人有外出、逃离、怠工意向或现象，则采取辱骂、威胁、殴打等方式进行专门的“监管”，致使工人不敢反抗。每天劳动和生活都被限制在砖厂。同年6月案发，刘某被抓获归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