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电镀作坊酿污染环境案——对污染环境罪中共同犯罪等问题的解读

污染环境罪为《刑法修正案(八)》新增的罪名。由于这一罪名在司法实践中应用得还很少,以至于理论与实践中对该罪的“主观方面”多有争议,甚至直接影响对“共同犯罪”的认定。在金匡良和张素芬污染环境案的判决生效后,作者对案件中涉及的能否认定自首、环境污染的共同犯罪和环境污染的持续性问题做了解读。     

论废除供述证据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在刑事诉讼中,证据的采信和认定不仅对于查清案件事实、案件的判决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还关乎司法公正和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目前我国的证据制度中存在些许问题亟待解决,面对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和冤假错案现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这一证据种类存在的必要和意义值得认真反思。文章从经济学维度、国际法维度、国内法维度、实践经验维度、个案实证维度和沉默权维度六个方面阐述了法院审理刑事案件过程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不予认定,从立法层面上排除供述证据,更多地通过认定其他客观存在的证据进行案件事实的判断。以此,从源头上切断刑讯逼供的根源需求,从而实现减少乃至防止刑讯逼供的出现频率,为刑事案件的公正审判提供进一步的保障。     

再审——慎之又慎 攻克难案 访呼格吉勒图案再审主审法官孙炜

重要鉴定结果曾缺失《中国审判》:在审理呼格吉勒图案过程中,遇到了哪些难点问题?孙炜:这个案子的难点主要在于证据基础太差,先天的证据基础薄弱。从客观证据来看,现场勘查并没有直接反映作案人的证据,尸检鉴定仅是被害人的损伤情况和致死原因。刑事科学技术鉴定(血型鉴定)检测出呼格吉勒图指甲缝内附着物为O型人血,与被害人血型相同,另有一份检测呼格吉勒图血型的物证检验报告。其中唯一有联系的只有血型鉴定,但不具有排他性、唯一性。当时的调查重点主要在于口供,而缺乏一些很有价值的鉴定,如被害人     

我国法院排除非法供述的实践立场研究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法院排除供述的理由有,不能排除存在取供手段非法的可能;取供手段非法;程序违法;未补正或合理说明的瑕疵证据;符合一定条件的重复供述。我国法院排除供述呈现的特点有,在以取供方法非法为由排除供述时,法律多适用《刑事诉讼法》第58条而非第54条;排除供述的理由存在突破现行法律规定的情况;程序违法既可以作为认定"不能排除存在刑讯等非法方法"的支撑性因素,也可以单独作为排除供述的理由;排除非法供述通常不影响有罪判决。法院排除供述的深层次原因有,法官对人权保障观念潜移默化的接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度设计趋于完善;供述的真实性无法保证;排除供述不影响定罪;排除重复供述的理由是"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对重复供述是否产生"实质的波及效力"。未来,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做到,进一步转变观念,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真正理解为人权保障规则;进一步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体内容;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亲情杀人”案中酌定不起诉的适用

[基本案情]犯罪嫌疑人崔某系被害人周某之妻,周某自1999年患脑梗塞入院治疗,后病情逐渐加重,从依靠轮椅行动发展到卧床不起直至生活完全无法自理。崔某自周某患病以来一直予以悉心照顾,以维持周某的生存状态。但长期过度劳累致使崔某本人也患上了脑梗死、高血压(极高危)、腰椎间盘突出等疾病,丧失了照顾周某的能力。崔某因考虑到儿女的生活负担和困难,担心自己和周某会拖累子女而多次产生厌世想法,但经儿女劝阻未付诸实施行动。2014年     

审讯情境的强制性特征及其对嫌疑人供述行为的影响

审讯情境具有强制性特征。在审问情境下,审讯环境的强制性表现在控制犯罪嫌疑人活动的自由和与外界联系,面临警察权威所产生的服从压力以及审讯环境的不确定性;审讯手段的强制性表现为在审讯中存在着肉刑和变相肉刑;审讯人员采取的最大化和最小化审问策略都会对嫌疑人构成强制。在审讯情境的强制性特征影响下,嫌疑人对供述的前因和后果可能会产生歪曲的认知,从而影响了嫌疑人的供述。     

周某的行为能否认定为自首

[案情]侦查机关掌握了行贿人蔡某向周某行贿的犯罪线索．并对此线索进行了初查。周某供述了其收受蔡某8万元事实,又交代了侦查机关并不掌握的其收受何某这10万元的情况。后因行贿人蔡某去向不明,周某供述的其收受蔡某8万元的事实,证据不足无法查实。周某收受周某现金10万元的事实,有证据证实。